第十六章 十六世紀的中國海商們

2005年作家李敖在北大演講的時候，曾有一句發人深省的名言：5000年來，我們總以為敵人來自於草原，直到吃了虧挨了打才明白，我們真正的敵人來自於海上。

從其演講的內容看，這句話所指的對象，是鴉片戰爭及其後的中國，但明王朝，恐怕對這句話也會體會至深。從建國開始，明王朝的主要戰略防禦重點，就是北方的蒙古部落，從朱元璋起就修築長城，北方設“九邊”，囤積雄兵百萬，到朱棣時更遷都北京，加強北部防禦。來自於海上的威脅，從元末明初開始，先是倭寇的持續騷擾，屢剿屢不絕。不過在明朝中前期，多是小打小鬧。從明朝中期的嘉靖皇帝朱厚熜登基開始，倭寇卻成為困擾整個明帝國的大患，從山東到浙江再到廣東福建，倭寇肆虐中國東南沿海長達20年，這期間葡萄牙殖民者、西班牙殖民者相繼來犯，東南沿海百姓慘遭屠戮無數。海上的敵人，漸成中國邊防大患。

翻檢明朝中期有關“海患”的各種史料時，我們卻驚訝地發現了如下的幾個新名詞。一是“奸民”，多出現在有關葡萄牙殖民者入寇的各類記錄中，稱葡萄牙殖民者是以沿海“奸民”作向導，繼而侵擾中國東南沿海，起先只是少數人，後來卻有“人心思亂，百姓紛紛為奸民”的記錄。二是“真倭”、“假倭”，真倭容易理解，多是來自日本的海盜倭寇，假倭卻魚龍混雜，有“海匪”、“海寇”、“海賊”，都是沿海當地華人。甚至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假倭”騷擾的次數和規模，要遠遠大於“真倭”。如此奇景，確為先前歷史所罕見。不管“奸民”還是“假倭”，卻都折射出了另一個新名詞：明朝中期，中國東南沿海的華人海商。

一

在明王朝立國後的一個多世紀裏，“海商”，其實是一個非法的詞。

戰國時期開始，中國東部沿海就有以海外貿易謀生的商人群體，到唐宋元時期，中國沿海的海商已然漸成規模，甚至一度達到極盛之景。比如中國東南沿海邊民大規模地移居東南亞，就是從唐朝中後期開始的。到宋元時期，中國的海外貿易曾達到頂峰，東部的泉州、寧波、廣州等港口，皆為國際化貿易港口。元朝末年轟轟烈烈的農民大起義中，東南沿海起事的張士誠、方國珍等人，皆與東南沿海業已壯大的海商勢力有密切聯系。比如張士誠麾下的諸多將領，皆是海商家族出身，方國珍雖是販鹽出身，卻是以聯合海商，“嘯聚海上”的方式起兵反元。《元史》說東南元末農民大起義時，說“東南海寇四起，交相為亂”，誠為實情。

農民出身的朱元璋，從爭天下開始，至最後一統河山，對海商采取的是嚴厲打擊策略。在明王朝鼎定天下後，朱元璋先是嚴厲打壓江南富豪，尤其是有海商背景的富戶們，不但課以重稅，更逼迫許多家族舉家北遷，至北方邊境地區屯墾。這裏要提一人，即大名鼎鼎的江南富豪沈萬三。世人皆傳說他有“聚寶盆”，事實上他的發家方式很簡單，就是坐鎮周莊，利用運河便利收購內地貨物，再高價轉賣外國商人，方國珍、張士誠等人皆是他的“貿易夥伴”。《吳縣縣志》說他的發跡“富甲天下，由通番而得”。明朝建立後，沈萬三主動“表忠心”，不但向朱元璋捐獻財物，為朱元璋修繕南京城墻，更出資犒賞軍隊。不過，他的這些行為卻惹得朱元璋大怒，明朝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朱元璋降罪沈萬三，將其流放雲南，家產充公，7年後沈萬三死於雲南（又說貴州）。事情還沒有完，洪武十九年（公元1386年），沈萬三二子沈至、沈莊又獲罪入獄，沈家再遭抄家。甚至在朱元璋臨作古的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借藍玉案由頭，朱元璋再次將沈萬三家人下獄，沈萬三曾孫遭淩遲處死。幾度整治，終讓這個元朝末年富可敵國的家族凋零敗落。

朱元璋之所以整治沈萬三，有說是垂涎於沈家巨大財富，也有說是因為沈萬三犒賞軍隊，犯了朱元璋的忌諱。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自明朝一統天下後，先前張士誠、方國珍等部的殘余勢力皆盤踞沿海諸島，時常伺機騷擾內地，他們勾結倭寇以及沿海海商，連年作亂。對此朱元璋采取了最簡單粗暴的辦法，一面在東南沿海屯兵50萬，設立衛所上千，加強海防，一面大力整治國內與“海匪”有瓜葛嫌疑的海商們。沈萬三，就成了朱元璋“殺雞儆猴”的道具。同時朱元璋厲行閉關鎖國，就在沈萬三獲罪的次年，朱元璋裁撤了自唐朝起開始設立的泉州、明州、廣州三處市舶司。大明律更規定：凡擅自造船且與外國人交易的，一律處斬，家人流放戍邊。“嚴打”之下，自唐宋起日趨繁榮的中國東南海外貿易，幾乎禁絕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