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明朝最牛經濟學家邱浚（第3/5頁）

正是以這部《大學衍義補》為參考，少年登基的朱祐樘大刀闊斧，開始了對於大明王朝政治經濟的全面整合，政治上，依書中“官職不在多，卻在效用，良臣不在品德，卻在督考”，朱祐樘啟用王恕為吏部尚書，設立“京察”“栓選”“評考”制，即後來張居正“考成法”的前身。稅收上，如丘浚書中所言“國家財稅之銳減，一在土地兼並，黃冊萎縮，二在米糧通運，耗費巨大，三在機構重疊，關節橫生”，朱祐樘簡化了稅收體系，裁減稅收機關，在全國範圍內遏制兼並，並繼續開放遼東和湖廣的“無人區”，招募農民屯墾，緩解土地矛盾，更推出了“折納銀錢”制，即農民可將半數稅糧以白銀方式繳納，這一條，即是後來“一條鞭法”的前身。弘治五年，原內閣首輔劉吉被撤職，丘浚以禮部尚書身份入閣，首開明王朝“尚書閣老”先例。之所以破例，看中的還是他這份“治世之才”。

丘浚也未讓朱祐樘失望，除高瞻遠矚外，具體改革措施上，丘浚更謀劃詳盡。弘治三年，朱祐樘著手整治江南稅賦，清理歷年積欠，丘浚認為“百姓苦於苛政，不宜催逼，需平抑賦稅，方可兩難自解”，繼而詳細謀劃，重施周忱時代的平米法。在具體稅收策略上，丘浚推出了“問責制”，即每年秋收初期，地方官要向朝廷“報計劃”，具體稅額，以朝廷下發的“憑票”為據，不得肆意加征，小小的改動，就堵住了官員“貪墨”的口子。在稅糧運送上，丘浚推出了“兵補制”，每年負責押送運河稅糧的“運軍”，由兵部統一補貼，減輕運軍負擔，運軍所過之府縣，由當地布政使和按察使聯合監督稅糧押運盤點，實行“集體負責”他還創立“扣分”制，凡稅糧有減損，各級負“連帶責任”的官員都要被“扣分”，扣分到一定程度，便自動“下崗”。苦心謀劃下，成化朝時期連年入不敷出的明王朝終重現生機，數百年後，清末政治家曾國藩也曾感嘆：“前明弘治時，民不加賦卻國用足，誠為我朝之鑒也。”

在成為“閣老”後，丘浚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鹽政改革，影響更是深遠。改革的對象，正是朱元璋時代楊思義首創的“開中法”。“開中法”的本意，是要在國家壟斷鹽業貿易的前提下，用授權鹽業貿易的方式，鼓勵商人向邊關輸送糧食。但在明朝中期，這一政策已很難實行：一者是官員貪墨，利用鹽業貿易漁利，二者是部分商人弄虛作假，利用明王朝發放的“鹽引”擴大食鹽貿易，甚至造假“鹽引”漁利。但最重要的一條是：“開中法”原本的方式是商人用糧食換鹽，但是在明中期，鹽價和糧食價格的比例早發生了變化，單純的“以糧易鹽”早已無利潤。因此朱祐樘即位早期，雖屢次清查，查辦大批貪墨官員，但諸多鹽商對此應者寥寥。

這個問題，丘浚在《大學衍義補》中也有論述：“開中法之弊，貪墨為其表，無利乃主因。”弘治五年，依新任戶部尚書葉淇陳奏，朱祐樘正式改革“開中法”，由原來的“以糧換鹽”，變為“以銀換鹽”，一字之變，即引得商人紛紛響應，國家得到大筆收入充實國庫，北方鹽業貿易也因此繁榮。此奏議雖由葉淇提出，但身為閣老的丘浚是堅決的支持者，不但在朝堂上極力贊同，更與反對改革的徐浦等人據理力爭，他更看到了葉淇看不到的地方：奏請朱祐樘“調太倉之糧輸九邊，以太倉糧易九邊銀”，即用政府行為“宏觀調控”，防止銀多糧少造成物價飛漲。可年輕急於求成的朱祐樘這次並未采納，事實果如丘浚所料，數年以後，北方邊境糧食價格暴漲，差價竟與中原相差3倍。從此時起，原本壟斷食鹽業的明王朝變成了“批發商”，鹽業貿易的繁榮，帶動了兩淮和山西兩大商人集團的崛起。國家不但通過開中法獲得了大量收入，更從鹽業貿易中抽取了大量鹽稅，明末史學家談遷曾贊嘆道：“國朝鹽業之利，自此數倍於前。弘治中興之局，富庶由此奠定。”在這“中興之局”中，嘔心瀝血的丘浚實現了祖父“以濟天下”的厚望，明史稱他“一代賢輔”“中興賢儒”，至為公允。

四

但相比於“弘治中興”18年的諸多英傑人物，無論是比起“凝重有度”的內閣首輔徐浦，還是被贊為“弘治三君子”的馬文升、劉大夏、王恕三位六部堂官，以及被贊譽為“公謀斷內閣”的謝遷、李東陽、劉健三位閣老，甚至比起地位遠不如他的楊守隨、王瓊、姜宛等地方官，身為大明朝“副總理”的丘浚，不但在正史中的記錄多被一筆帶過，且在清代更遭諸多“大儒”的口誅筆伐，生前身後的評價相去甚遠。有關他的記錄，很少見於專門的傳記，只能從明朝中期的歷次“大事件”中摘錄整理。聲名寂寂如此，原因究竟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