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誰有資格接朱元璋的班（第4/5頁）

但這個“平衡”，卻終於在他死後，被起兵造反的皇四子燕王朱棣打破了。論原因，還得說說朱棣本人。

五

在眾多史料裏，朱棣被形容為一個常年來處心積慮，企圖謀奪皇位的野心家。但不容否認的是，在當時，他是諸藩王中最令朱元璋放心的人。

朱棣篡位成功後，為其篡位尋找“合法性”，對史料大加篡改，比如加上了“皇太孫”陷害燕王，“燕王”屢受“太祖褒獎”之類的虛假情節。但有一條是可信的，朱元璋生前對朱棣之器重，在眾皇子中僅次於太子朱標。比如朱元璋那句知名的贊譽朱棣的話語“棣兒類我”，實出自洪武朝末期兵部尚書魯思俊的個人筆記。具體情節是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90年）明軍北征蒙古，朱棣率燕軍深入不毛之地，大破蒙古軍，迫降北元大將乃爾不花，招降5萬人。捷報傳到京城，朱元璋喜不自勝，對兵部尚書魯思俊贊道：“棣兒類我。”靖難之役時，魯思俊已然作古，聯想到其曾身為太子朱標以及皇太孫朱允炆講師的身份，可見這段記錄的可信性是極高的。而朱棣也再接再厲，兩年後的三月，朱棣再次受命出師北征，先破元將索林帖木兒的大軍，再乘勝追擊，打敗當時北元“柱石”哈刺兀。在彼時明朝功勛宿將紛紛遭到屠戮的情形下，橫空出世的朱棣，實為大明九邊最卓越的“將星”。時人“燕王善戰”的評語，誠為實情。

戰功冠絕諸兄弟之上的朱棣，在當時的諸藩王裏，是個口碑甚好的人，既無秦王的驕橫，更無晉王的奢靡腐化。在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隨朱元璋巡視老家鳳陽時，他就留心民間疾苦，史載“民間細事，無不究知”。自就藩以來，在其屬地愛惜民力，鞏固軍屯，協助地方官員發展生產，在洪武十八年，二十年兩次調撥軍隊，協助地方府衙興修白溝河、灤河水利，多次親臨工地“帶頭示範”，終使當地“灌溉千裏”，營建北平城時，動民夫數萬，“補恤甚厚”。邊境操練演軍時，但凡有踐踏民田，毀壞百姓財物的行為，一律重金補償。劃定軍隊屯田範圍時，強調“不與民爭利”，曾將懷來附近千畝良田讓與附近農戶，“另擇低窪貧瘠之地屯耕”。對待麾下兵將以及地方官員的貪汙行為，也毫不手軟，多次接受鄉民訴狀，上書朱元璋揭發當地府衙的不法行為，懲治多名貪官汙吏。對其軍中兵將的擾民行為也毫不姑息，先後重辦數名曾追隨其出生入死的親兵。特別是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掌管北平軍械錢糧的司谷（相當於後勤部長）劉通貪墨事發，朱棣令劉通持刀，與麾下遭克扣的30名士兵相搏，頃刻間劉通就被剁成肉醬。甚至在多年後朱棣起兵造反，建文帝派大軍征繳前，國公徐輝祖就建言：燕王“深得民望，軍紀嚴明，冠於九邊，不可輕視也”。

在洪武朝時代，不僅朱棣屬地的官民對朱棣稱譽有加，就連當時朝中以“忠直敢言”著稱的幾位“直臣”，對他也贊不絕口。敢於糾劾權貴的監察禦史韓宜可，一生揭發權貴重臣無數，卻唯獨對朱棣推崇不已，其彈劾晉王的奏章裏寫道：“若諸王以燕王（朱棣）為楷模，凡事以安民儉省為首任，實為大明之福。”太子朱標巡視北方，歸來後在為晉王、秦王開脫的同時，也稱贊朱棣“四弟安民營邊，仁勇兼有，為邊陲柱石也”。對素來痛恨貪官汙吏，崇尚簡樸，重農愛民的朱元璋來說，這一切自然為朱棣增加了不少“印象分”。

朱棣的目標顯然不是做“柱石”，心懷大志的他，能讓朱元璋徹底放心，是因為他的“不爭”。洪武二十一年，二十三年，朱棣兩次北征得勝，卓越戰功，只得到朱元璋“寶鈔十萬貫”的封賞，與他的那位臨陣脫逃的三哥晉王無二，晉王得賞後尤嫌不足，時常牢騷滿腹，朱棣反而毫無怨言，相反屢屢上書，坦言自己“功不及賞”。如此“謙虛謹慎”，自然讓朱元璋心中的天平傾斜。

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太子朱標病逝，朱標之子朱允炆被立為皇太孫，朱棣偵得朱元璋對藍玉日生不滿，遂向朱元璋進言：藍玉是“跋扈將軍，日久將尾大不掉，恐禍及太孫（朱允炆）”。令朱元璋殺心頓起，次年大興“藍玉案”，株連數萬人。憑此舉，朱棣既向朱元璋表明了“立場”，徹底打消了朱元璋對他的懷疑，又除掉了日後自己起兵奪權的最主要對手（藍玉是太子朱標的舅舅，也就是未來建文帝朱允炆的舅爺），可謂一舉多得。

縱使朱棣巧妙“表現”，朱元璋也對他器重有加，但在朱元璋眼裏，朱棣只是個“柱石”，做不得“天子”，原因正在“棣兒類我”的一句話上。朱元璋對接班人的要求，是一個寬容的“仁君”，而不是自己“剛猛治天下”的翻版。“類我”的朱棣自然是不符合要求的。而就實力而言，朱棣盡管權鎮一方，在當地“深得民望”，其軍隊也“驍勇冠九邊”，但若對照一下孟森在前文關於朱元璋中央與藩王關系的論述，我們不難看到，朱棣的邊上，是兩個已被“治服帖”的哥哥秦王和晉王。且不說中央以全國治一隅的優勢，單是這兩個已對朝廷忠心耿耿的藩鎮對他的牽制，就令他難有動作。這個“權力的平衡”，若無意外，朱棣是無法打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