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說《聊齋志異》在西方的最早譯介（第2/3頁）

除了《種梨》、《曹操冢》、《罵鴨》之外，衛三畏完整翻譯的第四個故事是《商三官》，譯文刊登在《中國叢報》第18卷第8期（1849年8月）。在《譯後小記》中衛三畏寫道：“商三官的這種復仇行為在中國的道德家看來是值得稱贊的，否則由於官員的疏漏或不公正就會使罪犯逍遙法外而不受應有的懲罰。不管這件事是真是假，這個故事說明中國人普遍認為父母之仇是必須要報的，在這一點上完全可以和希伯來人以血還血的觀點相比較。”

從上文可以看出，衛三畏曾經在三種書刊上譯介過《聊齋》中的故事，其中最早也最多的是1842年出版的《拾級大成》；由此可以修正王麗娜的結論，而且除了《種梨》和《罵鴨》外，最早被衛三畏完整翻譯成英文的還有《曹操冢》。另外，王麗娜所記《種梨》和《罵鴨》之譯文在1848年版《中國總論》中的頁碼（693—694頁）頗可存疑，據筆者看到的版本是在561—562頁。

法國學者高第（Henri Cordier）在權威性的《西人論中國書目》（Bibliotheca Sinica）中將《中國總論》放在第一部分《中國總說》的第一類“綜合著作”中，這是列入這一類別中的第一部美國著作。《中國總論》可以說是美國漢學興起的標志，所以比較容易受到關注。2003年，程章燦教授在《也說〈聊齋志異〉“被洋人盜用”》一文中提到的第一部著作也是《中國總論》（其依據也是王麗娜），他在考察了《聊齋》在西方的多種翻譯後發現，“《種梨》在歐美譯文中出現的頻率幾乎可以與最有名的《嶗山道士》等篇相媲美。從這一點來看，說《種梨》是在歐美國家（這裏主要指英美法德）中最為流行的《聊齋志異》篇目之一，應該是不過分的。”（2003年9月24日《中華讀書報》）《種梨》構思奇妙、語言生動，確實是《聊齋志異》中的精品；《罵鴨》、《曹操冢》、《商三官》也都是《聊齋》中文學性比較高的篇章，衛三畏選擇這幾篇進行全文翻譯頗足以表明他的文學眼光。

《拾級大成》出版於1842年，郭實獵的文章也發表在1842年，要確定誰是西文中最早的《聊齋》譯介者有相當的難度。從王燕的論述中我們知道，郭實獵的文章“沒有標題，每段介紹一篇，大致粗陳梗概，可謂錯漏百出。我們只能從其敘述中大致猜測譯介的究竟是哪一篇”。由此可知郭實獵的重點在“介”，而不在“譯”。所以如果說最早的“譯”者，應該還是非衛三畏莫屬。另外王燕認為，衛三畏之所以關注《聊齋》是受到了郭實獵的影響，衛三畏“對於《聊齋志異》，乃至中國小說的看法，也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郭實獵的觀點”。這顯然是把衛三畏最早翻譯《聊齋》的時間誤系於1848年而得出的結論。現在我們知道，衛三畏翻譯《聊齋》的時間並不晚於郭實獵，兩者之間有無影響，以及誰影響誰，就很難確定了。更值得指出的是，衛三畏對《聊齋》的文學價值有比較深入的體認，而根據王燕的看法，郭實獵“對於《聊齋志異》的文學成就視而不見、閉口不談”。所以這種影響即使存在，也不可能是衛三畏“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郭實獵。

《拾級大成》是衛三畏編寫的第一部著作，也是美國人有史以來編寫的第二部漢語學習工具書，近年來逐漸受到研究漢語史學者的關注，可惜還沒有引起文學研究者的重視。實際上，這本書中的很多例句，特別是閱讀和翻譯部分的例句有不少都采自《三國演義》、《子不語》等文學著作，很值得引起關注。這本287頁的著作對於研究中國文學，特別是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具有不可忽略的價值。該書中文書名頁的內容是：“咪唎堅衛三畏鑒定，《拾級大成》，香山書院梓行，道光辛醜年鐫”；英文書名頁的內容是：“Easy Lessons in Chinese：or Progressive Exercises to Facilitate the Study of That Language, Especially Adapted to the Canton Dialect, by S.Wells Williams, Macao：Printed at the Office of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2”。

衛三畏的档案現存美國耶魯大學，其中有一份書單，記錄了衛三畏購買的書籍數十種，其中就有《聊齋志異》，可惜其原書卻未能保留，估計是在1856年的一場大火中被燒掉了。這一年因為“亞羅號”事件，中英之間關系再度緊張，12月14日外國人在廣州的夷館被燒，其中的印刷所也被毀，衛三畏作為傳教士於1833年10月到達廣州後一直負責這家印刷所的工作，他所主持的主要印刷品就是前文提到的英文月刊《中國叢報》（1832年5月創辦，1851年12月停刊）。這場大火不僅使他的印刷材料付之一炬，也使他失去了全部家當。衛三畏後來沒有再翻譯《聊齋》中的故事，估計與此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