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珍珠的英譯《水滸傳》

賽珍珠（Pearl Buck）是第一個因描寫中國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西方作家（1938年），她對於中國文學特別是中國小說十分推崇。在所有的中國古典小說中，賽珍珠最喜愛、最崇拜的是《水滸傳》。從1927到1932年，她用了整整四年的時間翻譯了《水滸傳》（七十一回本）全文，這是最早的英語全譯本。該譯本於1933年在美國紐約和英國倫敦同時出版，改書名為《四海之內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在歐美風靡一時。此書於1937、1948、1957年在英美都曾再版，有些國家還據賽珍珠譯本轉譯成其他文本。

賽珍珠的翻譯是《水滸傳》（七十一回本）最早的英語全譯本，但這不是說，這一譯本是原文一字不落的翻譯。在翻譯的過程中，賽珍珠省略了不少內容，最明顯的是，她將原作中絕大部分詩詞刪去未譯，那些描寫人物外貌、打鬥場面、山川景物以及日常用品等的詩詞歌賦雖然生動形象，但對於譯者來說卻是不小的難題。當然這並不是說賽珍珠沒有能力翻譯這些內容，如原作《引首》開篇的詩詞以及著名的“九裏山前作戰場，牧童拾得舊刀槍；順風吹動烏江水，好似虞姬別霸王”一詩都得到了很忠實的翻譯。賽珍珠表示，她翻譯《水滸傳》不是出於學術的目的，而“只是覺得它是一個講得很好的故事”。（英文本序言第5頁）從譯文的效果來看，不翻譯那些時常打斷小說敘事的詩文反而有利於故事情節發展的流暢性。同時，與故事情節發展密切相關的詩詞，賽珍珠全部予以了翻譯。

除了上述的刪節之外，賽珍珠的譯本基本上可以說是逐字逐句的翻譯。賽珍珠在《序言》中表達過這樣的雄心：“我盡可能地直譯，因為中文原文的風格與它的題材是非常一致的，我的工作只是使譯文盡可能像原文，使不懂原文的讀者仿佛是在讀原文。原文中不精彩的地方，我的譯文也不增添。”我們知道，賽珍珠是著名的作家，在翻譯這本書的同時還在進行創作，而且她的代表作《大地》（The Good Earth）已在譯本完成之前出版並為她贏得了極大的聲譽。對於一個不僅能翻譯，也能創作的譯者來說，遇到對原作不滿意的地方時往往會技癢，會情不自禁地加上幾筆，晚清翻譯家林紓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參閱錢锺書《七綴集·林紓的翻譯》）但賽珍珠忍住了沒有這麽做，她的翻譯是相當忠實於原文的，有時甚至過於拘泥於原文，如：If aught was dropped upon the road, none picked it up, nor were the doors of houses locked at night（路不拾遺，夜不閉戶）；His three souls floated from his body and his seven earthly spirits left him（三魂蕩蕩，七魄悠悠）；Four directions and eight parts（四面八方）；To extricate yourself from a difficulty there are thirty-six ways but the best of them all is to run away（三十六計，走為上策）。至於一百零八將的諢號，賽珍珠也采取了同樣的翻譯方法：The Opportune Rain（及時雨）；The Leopard Headed（豹子頭）；The Fire In The Thunder Clap（霹靂火）；He Whom No Obstacle Can Stay（沒遮攔）；White Stripe In The Waves（浪裏白條）；Flea On A Drum（鼓上蚤）。

總的來看，賽珍珠的《水滸傳》譯本是質量上乘的，這除了她本人對於中、英兩種語言的把握之外，也與她的中國友人的幫助分不開。龍墨鄉先生在翻譯過程中向賽珍珠提供了許多有益的建議，包括解釋小說中出現的中國的風俗習慣、武器以及當時已經不再使用的語匯。除此之外，他們還有更為有趣的合作方式：“首先我獨自重讀了這本小說，然後龍先生大聲地讀給我聽，我一邊聽，一邊盡可能準確地翻譯，一句接一句，我發現這種他一邊讀我一邊翻的方式比我獨自翻譯要快，同時我也把一冊《水滸傳》放在旁邊，以備參考。翻譯完成以後，我和龍先生一起將整個書過一遍，將翻譯和原文一字一句地對照。”（英文本序言第9頁）這種翻譯方式讓我們很容易想到林紓和他的合作者，但更靠近的例子似乎應該是英國漢學家理雅各和晚清文人王韜合作翻譯儒家經典。雖然我們不是十分清楚理雅各和王韜合作的具體細節，但是一個熟悉中外語言的外國人與一個精通中文的中國人一起來翻譯中國的著作無疑是相當理想的合作模式。正因為如此，賽譯《水滸傳》取得了令人滿意的結果。

胡適曾將中國古代小說分為兩種，一種是“由歷史逐漸演變出來的小說”，另一種是由某一作家“創造的小說”。前者如《水滸傳》，後者如《紅樓夢》。關於前者，他寫過著名的論文《水滸傳考證》，此文的方法正如他後來指出的那樣，是“用歷史演進法去搜集它們早期的各種版本，來找出它們如何由一些樸素的原始故事逐漸演變成為後來的文學名著”。（《胡適口述自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年，第194頁）他用同樣的方法考察了李宸妃的故事在宋元明清的流變後，提出了著名的“滾雪球”理論：“我們看這一個故事在九百年中變遷沿革的歷史，可以得一個很好的教訓。傳說的生長，就同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最初只有一個簡單的故事作個中心的‘母題’（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葉，便像個樣子了。後來經過眾口的傳說，經過平話家的敷衍，經過戲曲家的剪裁結構，經過小說家的修飾，這個故事便一天天地改變面目：內容更豐富了，情節更精細圓滿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氣了。”（《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第1193頁）賽珍珠對此也有很深刻的認識，她在《譯序》中說：“《水滸》成長為現在這個樣子的過程是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像很多中國小說一樣，它是逐漸發展而來而不是寫出來的，直到今天到底誰是它的作者還不知道。”在後來的《中國小說》（The Chinese Novel， 1939）一文中，她更進一步地提出了“人民創造了小說”的見解，與胡適的觀點相視而笑，甚至可以說歸納得更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