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家司馬遷的異域知音華茲生與《史記》（第2/4頁）

不難想象，華茲生的下一步計劃是更為全面地翻譯《史記》，狄百瑞教授聽說後，表示可以納入他正在主持的“東方經典譯叢”（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ental Classics），並且建議華茲生申請哥大的研究經費。得到這筆經費後，華茲生決定將京都作為翻譯工作的地點。富路特教授從提高漢語口語的角度出發，建議他去台灣（也為他日後回哥大教漢語打下基礎），但是華茲生已經很習慣日本的生活，沒有理會富教授的建議，於1956年秋再度前往京都。

在離開美國前，華茲生去拜訪一位在哈佛的朋友，兩人一同參觀哈佛燕京學社，見到了那裏的幾位教授。當朋友向柯立夫（Francis W.Cleaves）教授介紹華茲生時，稱他為“準備翻譯《史記》的了不起的年輕人”，柯立夫說他對《史記》一向很有興趣，問了華茲生一些有關的翻譯問題，最後又問：“你打算花多少年的時間來完成這一工作呢？”華茲生不假思索地回答說“三年”，柯立夫的臉色一下子沉了下去，他轉頭看著窗外，大聲說：“如果你說的是三十年，我差不多可以接受。”兩人的談話就此結束了。

三年翻譯《史記》絕不像說起來那麽容易，只有一個人，而且資助也很有限。華茲生決定盡量壓縮譯者序言和注釋的篇幅，並且選擇《史記》中故事性比較強的內容，以便更適應普通讀者的需求。他的想法得到了狄百瑞和哥大出版社的支持，他們希望《史記》的第一輪大規模英譯本是更偏向於通俗性而不是學術性。

1956年秋在京都安頓下來不久，期盼多年的《史記會注考證》再度印刷，華茲生終於擁有了自己的一套《史記》，不用再反復借圖書館的了。他基本在家裏工作，只是偶爾去一下京都大學圖書館查找相關資料。在他翻譯的過程中，多種《史記》的現代日語譯本出版了，它們為華茲生的翻譯提供了有益的參考。這些譯本同樣很少注釋，目的讀者也是普通大眾，它們的出版對華茲生來說是個鼓勵，既然日本讀者對《史記》有這麽大的需求，在美國，至少也有人會感興趣吧。當然華茲生也清楚地意識到，大部分受過教育的日本人至少聽說過《史記》，也知道它的重要性，但在1950—1960年代的美國這種情況是不存在的。

翻譯開始後，華茲生很快發現，他的主要問題不在中文，而在英文。在中文的理解上，直接依靠中、日兩國的注釋家就可以了，不用太費神，但如何用英文傳達太史公優美、簡潔的筆法，特別是那些傳神和富有表現力的對話，則是大費周章。另外大量的專有名詞和花樣繁多的稱呼也是頭疼的問題。

凡是講究譯文效果的人必須考慮這些問題，華茲生的情況也不例外，在這方面他的日本導師無法給他什麽幫助。吉川教授，或者田中謙二教授（當時正在做一個《史記》的節譯本），關於中文文本的問題大抵有問必答，而有關英文表達的問題，華茲生只能根據自己的判斷了。

1959年底，也就是三年後，華茲生的翻譯工作按期完成。經過一年多的修改和編輯加工，兩卷精裝本英譯《史記》於1961年秋天問世，題為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Translated from the Shih Chi of Ssu-ma Ch'ien。此時華茲生已經回到哥大執教一年了。

二

華譯《史記》沒有按照原書的次第，而是根據主題進行了重新編排。

上卷《漢朝早期歷史》（Early Years of the Han Dynasty）分為11章，展示了公元前209—前141年漢朝的建立（1—6章）和對政權的鞏固（7—11章）：（1）反叛的開始——卷四十八《陳涉世家》；（2）被打敗者——卷七《項羽本紀》；（3）勝利者——卷八《高祖本紀》、卷十六《秦楚之際月表》（節譯）；（4）重臣——卷五十三《蕭相國世家》、卷五十五《留侯世家》、卷五十六《陳丞相世家》；（5）亂臣——卷八十九《張耳陳余列傳》、卷九十《魏豹彭越列傳》、卷九十一《黥布列傳》、卷九十二《淮陰侯列傳》、卷九十三《韓信盧綰列傳》、卷九十四《田儋列傳》；（6）忠臣——卷九十五《樊酈滕灌列傳》、卷九十六《張丞相列傳》、卷九十七《酈生陸賈列傳》、卷九十八《傅靳蒯成列傳》、卷九十九《劉敬叔孫通列傳》、卷一百《季布欒布列傳》；（7）統治者——卷九《呂太後本紀》、卷十《孝文本紀》、卷十一《孝景本紀》、卷十二《孝武本紀》；（8）皇後——卷四十九《外戚世家》；（9）大家族——卷五十《楚元王世家》、卷五十一《荊燕世家》、卷五十二《齊悼惠王世家》、卷五十四《曹相國世家》（節譯）、卷五十七《絳侯周勃世家》、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卷五十九《五宗世家》；（10）叛軍領袖——卷一百六《吳王濞列傳》（附《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間侯者年表》三卷節譯）；（11）能臣——卷八十四《屈原賈生列傳》、卷一百一《袁盎晁錯列傳》、卷一百二《張釋之馮唐列傳》、卷一百三《萬石張叔列傳》、卷一百四《田叔列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