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家司馬遷的異域知音華茲生與《史記》

華茲生（Burton Watson，1925— ）是美國當代最負盛名的中國典籍翻譯家，曾將孔、墨、老、莊等先秦諸子的著作和杜甫、蘇軾、陸遊等人的詩歌翻譯成英文，影響極為廣泛。《史記》是他翻譯的起點，兩卷本1961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推出，此後五十多年一直是英語世界的標準譯本。華茲生與《史記》攜手走過了半個世紀。

一

華茲生第一次接觸《史記》是在1950年的秋天，當時他正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漢學研究的碩士學位，為了尋找學位論文的題目，他選修了富路特（L.Carrington Goodrich）教授開設的中國文獻學課程，在課上他讀到了《史記·遊俠列傳》，立刻引起了濃厚的興趣，並決定以此作為碩士論文題目。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華茲生一邊逐字逐句地研讀《遊俠列傳》，一邊將其翻譯成英文。當時在哥大教授漢語的是華裔學者、翻譯家王際真（Chi-Chen Wang），每當遇到難解的字句和不熟悉的術語，華茲生就會向王老師請教。王際真學問很大，脾氣同樣很大，經常不留情面地教訓學生：“你竟然不知道這個詞是什麽意思？”此時華茲生學習漢語已有五個年頭，閱讀一般文獻毫無障礙，但對付太史公還是非常吃力。

碰巧的是，此時華茲生的室友韋伯（Herschel Webb，後來成為哥大的日本史教授）也在為太史公傷腦筋。韋伯的碩士論文是關於《大日本史》（江戶時代水戶藩編纂的漢文紀傳體日本史），這部近四百卷的史書正是以《史記》為楷模，1715年德川綱條為該書撰寫了序言，其中引用了《史記·伯夷列傳》。韋伯碩士論文的一部分內容是將德川的序言翻譯成英文，為此他和華茲生反復研讀伯夷叔齊的故事，並就如何翻譯成英文仔細推敲。

後來回憶這段經歷時，華茲生認為自己最早接觸的兩卷——《遊俠列傳》和《伯夷列傳》並不是進入《史記》最適合的門徑，因為其中有不少晦澀和棘手的地方。但他認為這同時也是好事，從一開始就提醒自己：《史記》是不好對付的，翻譯《史記》更是難啃的硬骨頭。

1951年6月華茲生完成碩士論文後，為期三年的獎學金也結束了，這個獎學金是對他二戰期間服兵役的酬勞。繼續讀博士沒有資金支持，找工作也很困難，只好尋找美國之外的出路。當時中國大陸和美國隔絕，香港和台灣也處於動蕩中。於是華茲生決定去日本，他通過在哥大訪學的一位日本教授在京都找到了兩份工作，一是在同志社大學教英文，一是在京都大學做著名漢學家吉川幸次郎教授的研究助理。1951年8月他用最後的一點獎學金買了張去日本的船票。

當時吉川幸次郎得到美方的資助，正在研究中國文學中的對仗問題。華茲生的工作是將他的一些初步成果，特別是有關杜甫詩歌的研究翻譯成英文。雖然在中文系注冊為研究生，但由於日語水平太低（在去日本之前只學過一年），華茲生一開始根本沒法聽課。後來日語能力提高了，才上了吉川教授的幾門課，但都是關於中國詩歌的，和《史記》基本無關。

大約一年後，華茲生接到哥倫比亞大學狄百瑞（Wm.Theodore de Bary）教授的來信，詢問是否可以為其主編的《中國傳統資料集》（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 1960年出版）撰寫關於漢代的部分，華茲生經過考慮後答應了。漢代文獻當時已經翻譯成英文的有《論衡》、《鹽鐵論》以及部分的《淮南子》，但是大多數著作，包括《史記》，都得讀原文，工作量不小，有吸引力的是工作費用優厚。華茲生辭去了在同志社大學的英語教課任務，全力投入文獻的閱讀和寫作。《史記》再次進入他的視野。

完成《中國傳統資料集》漢代部分（出版時作為該書的7—10章）後，華茲生決心修改自己的碩士論文（關於遊俠及其在漢代社會的地位）。在京都一年多時間裏，他接觸到不少《史記》研究的日文資料。他將修改後的稿子投給了《哈佛亞洲學報》（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結果被拒，但這不僅沒有打擊他，反而點燃了他繼續認真研究《史記》的熱情。他開始通讀《史記》並做大量的筆記，使用的版本是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該書廣泛采納了中、日關於《史記》的研究成果，歷來為學界所推重。華茲生隨後將筆記進行了分類，以類相從，並據此寫成小型論文，這一工作集中在1954年冬和1955年春。1955年夏返回紐約時，他的博士論文已經初步形成了。

此後的一年他一邊幫忙編輯修訂《中國傳統資料集》，一邊完成哥大對博士學位的各項要求。讀博士正常的順序是先修學分，後參加口試，再寫論文。華茲生則是反其道而行，他修完學分參加口試時，博士論文的初稿早已在導師的手中了。1956年6月他帶上了方帽子，此後根據王際真、富路特、狄百瑞的意見，他對論文進行了修改，並於兩年後由哥大出版，題為《太史公司馬遷》（Ssu-ma Ch'ien：Grand Historian of China），該書分為五個章節，全面論述了司馬遷所處的時代和他傑出的史學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