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茲生的《莊子》英譯

美國學者華茲生的《莊子菁華》（Chuang Tzu：Basic Writings）自1964年出版以來，一直備受好評，讀者甚多。所謂菁華就是並非全譯，而是選擇有代表性的，除全部內篇（《逍遙遊》、《齊物論》、《養生主》、《人間世》、《德充符》、《大宗師》、《應帝王》）外，作者選譯了外篇中的《秋水》、《至樂》、《達生》和雜篇中的《外物》，共11篇。

19世紀後半期以來，英語世界出版了多部《莊子》譯本，水平參差不齊，但都為華茲生的翻譯提供了參考。最早的譯本是巴爾福（Frederic H.Balfour）的The Divine Classic of Nan-hua：Being the Works of Chuang Tsze, Taoist Philosopher，出版於1881年。巴氏是英國人，1870年來華經營絲綢和茶葉，後來棄商從文，先後擔任過《通聞西報》、《華洋通聞》、《字林西報》等報紙的主筆。除了把《莊子》翻成英文外，巴爾福還翻譯了《老子》，看來他對道家情有獨鐘。對於他的《莊子》翻譯，著名漢學家翟理斯（Herbert A.Giles，劍橋大學第二任漢學教授）評價不高，認為巴爾福的漢語水平完全不足以勝任這一工作（the knowledg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ossessed by the translator was altogether too elementary to justify such an attempt）。相比之下，另外一位著名漢學家理雅各（James Legge，牛津大學首任漢學教授）則要寬容得多，他認為翻譯《莊子》實在太難，第一個嘗試的人畢竟勇氣可嘉（it was no small achievement to be the first to endeavour to lift up the veil from Kwang Tze）。

巴爾福的譯文確實不能細看，有些地方錯得離奇。如《庚桑楚》有雲：“介者侈畫，外非譽也。”“介”就是“兀”，指被斬足的人；“侈”訓棄；“畫”指裝飾自己——這兩句的意思是說，一個遭受酷刑被砍掉腳的人，也就不自顧惜，對於“非”和“譽”全都不在乎了。俞樾在《莊子平議》中講過這兩句，一般認為最確切。陳鼓應先生將這兩句譯為“刖足的人不拘法度，超然於毀譽之外”（《莊子今注今譯》下冊，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666頁），極得要領。巴氏不大理解原文，翻為Servants will tear up a portrait, not liking to be confronted with its beauties and its defects（仆人撕毀畫像，不管畫得好還是不好），完全不知所雲。

巴爾福的漢語水平確實有些問題，而翟理斯對他評價不高，可能還有一個原因：他本人是《莊子》的第二位英譯者，難免所謂“影響的焦慮”（anxiety of influence）吧。翟理斯的譯本（Chuang Tzu：Mystic, Moralist, and Social Reformer）出版於1889年，水平當然要高出很多，上面那句“介者侈畫，外非譽也”他翻譯成：a one-legged man discards ornament, his exterior not being open to commendation，與原意比較靠近。總體來講，翟理斯能夠抓住《莊子》原文的精神，因此也成為華茲生認真參考的第一個譯本。但翟譯也不是沒有問題，華茲生認為翟理斯太過於遷就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人的閱讀口味。如“北冥有魚，其名為鯤”被他翻譯成：in the northern ocean there is a fish, called the Leviathan。《爾雅》說“鯤”是“魚子”的意思，明人方以智說：“鯤本小魚之名，莊用大魚之名。”（《藥地炮莊》）但無論是大魚還是小魚，都很難和《聖經》中力大無窮的巨獸Leviathan（利維坦）對應起來。佛教剛傳入中國時曾經有過一段“格義”的時期，就是用中國的思想，特別是道家思想去比附佛教教理。翟理斯這裏的做法可以說是用基督教去“格義”道家了。

說來有趣的是，肯定巴爾福首譯之功的理雅各恰好是《莊子》的第三位英譯者。理氏早年埋首儒家典籍，將四書五經翻譯成英文，產生巨大影響。只是到了晚年才開始著手翻譯道家的作品，他收於《東方聖書》（The Sacred Books of the East）系列中的《莊子》譯本出版於1891年。理雅各的漢學功力無疑是一流的，但可能浸淫於儒家太久，華茲生認為他的《莊子》翻譯盡管非常忠實於原文，但對於《莊子》的精神實質卻常常把握不住（miss Chuang Tzu's point rather often）。

到了20世紀，又有幾種《莊子》譯本出現，它們對於華茲生同樣具有參考作用。馮友蘭1933的譯本（Chuang Tzu, a new selected translation with an exposition of the philosophy of Kuo Hsiang）最大的好處在於其中包含了郭象的注釋。英國漢學家魏理（Arthur Waley）的《莊子》譯文包含在《古代中國的三種思想》（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1939）一書中，雖然只有不多幾篇，但質量上乘，足資借鑒。讓華茲生比較失望的是他的同胞魏魯男（James R.Ware）的譯本（The Sayings of Chuang Chou, 1963）。在“譯者前言”中魏魯男竟然把莊子說成是“儒家的一派，而且是進步、有活力的一派”，這讓華茲生感到莫名其妙，在這樣的理解下翻譯出來的《莊子》恐怕只能充當反面教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