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中的美國漢學家（第3/3頁）

二戰期間有幾位美國學人遭遇牢獄之災，可以說是最不幸的人了。赫芙（Elizabeth Huff）是其中之一。她於1935年開始在哈佛大學攻讀漢學研究的博士課程。1938年她獲得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在日本京都大學進修一年之後，於1940年9月來到北京留學。赫芙原計劃兩年後回哈佛拿學位，但1941年底珍珠港事件爆發後，她被日軍拘捕，並送到惡名昭著的山東濰縣集中營關押，直到1945年10月才返回北京，而回哈佛已經是1946年了。1947年她獲得哈佛博士學位，比原定計劃整整晚了五年。在赫芙之後來到中國進修的海陶瑋（James R.Hightower）、芮沃壽（Arthur F.Wright）、芮瑪麗（Mary C.Wright）都遭到了同樣的命運。

集中營不僅浪費了學者們的時間，也使他們與世隔絕，無法了解外界的信息。海陶瑋還算幸運，1943年日美交換戰俘時得以釋放回到美國，芮沃壽、芮瑪麗夫婦則更為不幸，直到二戰結束才獲得自由。芮沃壽回到北京後發現戰爭期間在北京出版了不少漢學研究成果，但因為戰爭這些成果不為外界所知，於是他決定寫文章予以介紹。這就是後來發表於《哈佛亞洲學報》第九卷（1947年）上長達五十七頁的論文——《1941—1945年北京的漢學研究》（Sinology in Peiping, 1941—1945）。文章介紹了戰爭期間在北京出版和即將出版的有關中國研究的專著、期刊論文、工具書等。論文錄自在北京出版的中外文期刊——《中德學志》、《輔仁學志》、《漢學》、《華裔學志》等。芮沃壽在說明自己的寫作目的時說：“顯而易見，戰爭中斷了中西之間的出版物交流，使我們無法及時看到雙方的研究成果。因此我希望本文能夠幫助西方學界了解這幾年在北京的中外學者在各個領域所取得的成績，避免重復勞動。”為達到這一目的，芮沃壽不僅給出了論著的題目，還為每一部作品做了簡單的提要。舉一例以明之：“衛德明（Hellmut Wilhelm）著《中國歷史》（Chinas Geschichte），208頁，北京法文書店1942年出版。該書是作者的講演錄，在十篇講稿中作者考察了中國從上古到清朝滅亡的歷史。附有參考文獻和朝代列表。雖然該書的內容主要是面向普通讀者，但對於漢學研究者來說，其中不少觀點是很有意思和挑戰性的。”芮沃壽原本打算給出每本書的價格，但發現不切實際而放棄了，“因為政治、經濟的不確定因素使北京的物價每天都在變動，所以很難確保現在給出的價格會和交通、通訊恢復後的購買價格一致。”從中可以看出抗戰結束後中國國內情況的不穩定。

從芮沃壽的文章來看，戰時在北京最活躍的是德國漢學家，他們在整個戰爭期間自始至終都能繼續從事漢學研究，此外一些中國學者也沒有放棄，他們在困境中努力堅持著自己的學術工作。這篇評論性的文章充分說明芮沃壽已經彌補上了因戰爭而荒廢的時間。

進集中營固然不幸，論文丟失同樣倒黴。芮沃壽的哈佛同學柯立夫（Francis W.Cleaves）是二戰中經歷最奇特的一位。他大學畢業進入哈佛研究院後開始鉆研蒙古史，1938年獲得哈佛燕京學社資助來到北京留學，師從比利時傳教士、著名蒙古學家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神父。柯立夫1941年準備回哈佛執教前把寫好的論文郵寄回美國，不幸遇上太平洋戰爭爆發郵件遺失，只好著手重寫。不可思議的是，這篇丟失的論文戰後居然在日本神戶找到了。與失去的相比，柯立夫得到的應該說更多，在北京期間，他在學習之余購買了大批滿文、蒙文書籍和档案。當時大量的旗人家道中落，加上戰事頻仍，急於出手這些資料，柯立夫便利用這個機會大批廉價收購。這些資料最終歸入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令該館的滿文收藏居美洲之首。1942年柯立夫以重寫的研究蒙古碑拓的論文獲得哈佛博士學位，此後不久他就應征入伍，加入了美國海軍陸戰隊。“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柯立夫不愧是研究中國邊塞的，才有這種投筆從戎的氣概。二戰後他回到哈佛繼續做書生，逐漸成為美國蒙古史研究的權威和奠基人。

原載《讀書》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