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留學生看民國北京的學術地位

1922年9月，擔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主任不久的沈兼士在《國學門建議書》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竊惟東方文化自古以中國為中心，所以整理東方學以貢獻於世界，實為中國人今日一種責無旁貸之任務。吾人對於從外國輸入之新學，曰我固不如人，猶可說也；此等自己家業，不但無人整理之，研究之，並保存而亦不能，一聽其流轉散佚，不知顧惜，……以中國古物典籍如此之宏富，國人竟不能發揚光大，於世界學術界中爭一立腳地，此非極可痛心之事耶？”沈兼士的話可以說代表了國學門同仁的心聲，大家希望通過努力使中國人自家的學問“於世界學術界中爭一立腳地”。

二十世紀初以來，西方漢學和日本東洋學的研究成果逐漸被介紹到中國，以伯希和（Paul Pelliot）為代表的外國漢學家也紛紛造訪中國並和中國學者進行交流，這一方面固然開拓了國內學者的視野，同時更刺痛了他們的民族自豪感。從1920年代開始，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的呼聲此起彼伏。據現有的資料來看，最先提出這一口號的當是陳垣，據他的學生鄭天挺回憶，1921年陳垣在剛剛成立的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一次集會上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按日本京都）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回憶陳援庵先生四事》）1928年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也高呼：“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陳寅恪則用詩句表達了他在這方面的焦慮和期盼，1929年5月他在《北大學院己巳級史學系畢業生贈言》中寫道：“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魯仲兩無成，要待諸君洗斯恥。”

這種認為漢學中心不在北京而在巴黎、京都的憂慮不能說毫無道理，但如果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民國時期來北京的美國留學生的角度——來看這一問題，則使我們感覺這種憂慮多少有點杞人憂天。

從1920年代末開始，第一批美國漢學專業研究生陸續來到北京進修，主要有孫念禮（Nancy L.Swann）、富路特（L.C.Goodrich）、魏魯男（James R.Ware）、畢乃德（Knight Biggerstaff）、蔔德（Derk Bodde）、賓板橋（Woodbridge Bingham）、顧立雅（Herrlee G.Creel）、畢格（Cyrus H.Peake）、西克曼（Laurence Sickman）、戴德華（George E.Taylor）、韋慕庭（C.M.Wilbur）、費正清（John K.Fairbank）、芮沃壽（Arthur F.Wright）、饒大衛（David N.Rowe）等人。他們回國後分別執教於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加州大學等著名學府，成為美國戰後中國研究的中流砥柱。

1920年代末，當這批年輕的美國學人來到北京時，中國的政治中心已經移師南京，與十裏洋場的上海相比，北京也要土氣得多。1931年結束北京留學的吉川幸次郎回憶道：“留學結束前去南方旅行的第一站是南京，到處有高大的建築剛剛建成，讓人感到是剛剛得到安定的一個國家的首都。……與此相比，北京是非常寂寥，長時間作為國都，而今失去了它應有的地位。因此當時報紙上有議論，要把北京作為‘文化城’而發展。北京急劇不景氣的結果之一，就是1929年秋人力車夫鬧事，在長安街上阻截汽車。”（《我的留學記》）盡管北京的政治地位下降，經濟不景氣，但對於想要研究中國文化和學術的留學生們來說，北京卻是首選。這裏不僅有豐厚的文化遺產，更是首屈一指的文化和學術中心。這裏集中了北大、清華、師大、燕京、輔仁等多所高等學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也曾一度在北海靜心齋辦公，更有一大批一流學者在這裏工作，如陳垣、陳寅恪、胡適、金嶽霖、馮友蘭、顧頡剛、湯用彤、楊樹達、錢穆、梁思成等。北京圖書館、各大學圖書館以及琉璃廠、隆福寺等處的各類舊書肆也提供了其他地方難以企及的學術資源。1930年代在燕大、北大等校教書的錢穆回憶說：“北京如一書海，遊其中，誠亦人生一樂事。至少自明清以來，遊此書海者，已不知若幹人。”（《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與錢穆同為江蘇人的顧頡剛在說明自己為什麽一定要在北京時說：“只因北京的學問空氣較為濃厚，舊書和古物薈萃於此，要研究中國歷史上的問題這確是最適宜的居住地；並且各方面的專家惟有在北京還能找到，要質疑請益也是方便。”（《古史辨》第一冊“自序”）

正因為如此，民國時期的北京吸引了一大批海外的留學生。1930—1940年代，居住在北京的德國年輕漢學家有艾鍔風（Gustav Ecke）、福華德（Walter Fuchs）、謝禮士（Ernst Schierlitz）、衛德明（Hellmut Wilhelm）、傅吾康（Wolfgang Franke）等。正是在他們的積極參與下，著名的漢學刊物《華裔學志》（Monumenta Serica）得以於1935年在北京創辦，並連續出版至19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