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留學生看民國北京的學術地位（第3/3頁）

（2）北京擁有眾多高水平的學術刊物，不僅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前者如《燕京學報》、《清華學報》，後者如《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華裔學志》等。美國留學生都能以在這些刊物上發表作品為榮，他們的處女作和不少早期作品都發表在這些刊物上，奠定了他們日後學術發展的基石。如蔔德留學期間用中文撰寫的《左傳與國語》一文，經顧頡剛修改後發表於《燕京學報》第16期（1934年12月），是他一生唯一的中文論文，一直為他所珍視。又如費正清的英文論文《1858年條約前鴉片貿易的合法化》（The Legalization of the Opium Trade before the Treaties of 1858），經蔣廷黻推薦發表於《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第17卷第2期（1934年7月）。晚年費正清在回憶這篇學術處女作時還抑制不住自己對蔣廷黻的感激之情。

（3）北京學界能及時追蹤最新的國際漢學的發展。就美國留學生來說，他們出版的著作雖然在西方頗受贊揚，但在中國學者看來，其中還是存在不少問題。孫念禮留學北京時完成的博士論文《班昭傳》（Pan Chao：Foremost Woman Scholar of China）在美國出版後，《燕京學報》第22期（1937年）《學術界消息》一欄中發表了齊思和的書評，在表揚的同時也毫不客氣地指出了其中的“疏失”：“如大家之著作除孫女士所舉者外尚有《幽通賦注》，李善《文選注》引之頗詳，《後漢書》本傳所謂注者殆即指此。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所收僅限於文，故未網羅，作者於此注亦未加申論，似屬遺漏。又如大家著作，除《女誡》、二疏，及《東征賦》外，俱已亡佚，今所存者皆出自類書征引（惟《針縷賦》見《古文苑》，然《古文苑》固極可疑之書也），只辭片語，殘闕不完。如《蟬賦》一篇即系由三處輯出，作者俱謂之短賦，不知漢賦無如此之短者，直至六朝始有此體。又如作者謂大家為中國惟一帝廷女史家，不知女史之職，由來已久，《後漢書·後妃傳》敘、章學誠《文史通議·婦學篇》考之甚詳。女史例以宮妃充之，大家教育後妃，實是女師而非女史也。《詩·葛覃》：‘言告師氏，言告言歸。’毛傳：‘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女師之職，由來久矣。又如據本傳曹世叔早卒，但按《女誡》大家十四歲歸曹氏，作《女誡》時年已將六十，尚有在室之女，而漢時女嫁甚早，年十三四便即適人，則其夫卒時至少已五十左右，傳雲早卒殆非，此則前人論之已詳，而應於傳中述及者。”（《評〈班昭傳〉》）此外如雷海宗對富路特《乾隆時期的文字獄》（Literary Inquisition of Chien-lung）一書的批評（載1935年《清華學報》第10卷第4期），周一良對魏魯男英譯《魏書·釋老志》（Wei Shou on Buddhism）一文的批評（載1937年《史學年報》第2卷第4期）等都切中肯 。這些一針見血、一錘定音的批評顯示北京學人牢牢地掌握了學術的話語權和裁判權。

風水輪流轉，二戰前的美國還處於漢學研究的邊緣地位，但今天則無可爭議地成為西方漢學的中心。今天世界漢學的中心是在北京，還是在哈佛呢？有目共睹的事實是：美國漢學的研究成果被大量譯介，而當代中國學人的著作只有很少幾種被美國人主動翻譯；就評介機制來看，美國的SSCI期刊比國內的CSSCI期刊更權威、更能表明學術水準和國際影響力；至於群趨美國受國史則早在三十年前就開始了，至今方興未艾。

1930年代的北京已成過去，但它提供的範例完全可以為今天所借鑒。最關鍵的一點還是學者自身的努力。北京當年的學術中心地位是靠眾多優秀學者支撐的，正如錢穆所觀察的那樣，那時的北京學者“皆學有專長，意有專情。世局雖艱，而安和黽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無倦”。（《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從這些學者那裏，美國留學生得到的不僅是漢學知識的教益，更是中國文化精神的感染。1930年代北京的魅力是學術的魅力、精神的魅力。我們今天應該做的正是增強北京和中國的學術魅力和精神魅力。

原載《讀書》201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