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中的美國漢學家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發，中國立刻成為美國在亞太戰場的最大盟友，同時美國政府也立刻發現，國務院及軍方真正懂漢語和中國的專家實在少得可憐。好在國內頂尖大學中還有幾位剛剛獲得漢學研究博士學位的年輕教師，可以為國家所用。這幾位年輕的學人立刻服從國家的需要，離開平靜的校園，來到忙碌的華盛頓。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協助政府和軍方收集情報和分析戰況。吾曹不出，如蒼生何。

這批年輕學人有來自康奈爾大學的畢乃德（Knight Biggerstaff）、芝加哥大學的柯睿哲（Edward A.Kracke）、耶魯大學的饒大衛（David N.Rowe）和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蔔德（Derk Bodde）。最遠的是來自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戴德華（George E.Taylor），他也是所有人中對日軍侵華最有切身體驗的人。1937—1939年他在燕京大學進修時曾因反對日軍占領被短暫拘捕，出獄後他完成了《為華北而鬥爭》（The Struggle for North China， 1940年在紐約出版）一書。1937年日軍占領北京後所建立的偽中華民國臨時政府（1937年12月）為控制華北采取了一系列軍事、政治、經濟措施；為打擊日本的侵略，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晉察冀邊區行政委員會（1938年1月成立）也采取了一系列針鋒相對的行動。戴德華利用在北京的便利以及多年的觀察和資料收集，對雙方的行動進行了詳細的論述，提供了一幅侵略和反侵略的生動圖景。1939年返回美國後他被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聘請，參與創建遠東研究所，使之很快成為美國西部東亞研究的重鎮，足以和東部的幾所大學相抗衡。他到華盛頓後很快成為最具影響力的中日戰情分析專家。

從東部幾所高校來到華盛頓的這批人當中，最年輕也最忙碌的是蔔德。他除了參與起草有關中國的戰情報告，每逢周末還需要從華盛頓返回位於費城的賓夕法尼亞大學，為參加漢語培訓班的美軍士兵上課。當時美國政府在東部的幾所大學設立了為期一年的美軍特別培訓項目（Army Special Training Program），主要培訓東亞語言和國情，賓大是這幾所大學之一。

就漢語來說，一年的培訓分為四期。前三期是密集的語言學習，上午安排大班上課，四五十人為一班，講授語音、語法等內容；下午是小班練習，十至十二人為一班，復習上午的內容，並反復進行口語會話練習。第一、二學期的內容相對簡單，到第三學期，開始使用中國的報紙作為教材，口語練習也將難度增加為唱歌和講故事，甚至背誦中國古詩。第四學期是最高階段，要求學生閱讀短篇的文學作品，並嘗試翻譯成英文。與語言培訓同步還教授文化課程，第一期是地理，第二期是歷史，第三期是政治和社會，第四期是綜合性的國情教育。一年培訓下來，程度好的學生在當時的美國就可以算得上一個中國通了。

在接受漢語培訓的數千名美軍士兵當中，日後最為學界所知的是明史專家牟復禮（Frederick W.Mote，《劍橋中國史》明史卷的主編），他與中國結緣很大程度是由於二戰。1942年底，由於戰爭形勢的發展，20歲的牟復禮離開剛剛上了一年的大學，應征入伍。當時美國軍方急需中文人才，牟被選中派到哈佛大學接受為期一年的培訓。此後他作為情報員前往中國工作，無論是在昆明和國民黨打交道，還是在張家口和共產黨接觸，他的漢語能力都得到了中國同行的贊賞，這顯然得益於他在哈佛時打下的堅實基礎，當時主持中文教學的是趙元任，使用的是趙專門為這批軍事學員編寫的教材《國語初步》（Mandarin Primer）。牟復禮後來還將這一教材長期用於自己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教學中。

在這一培訓中誕生的另外一部有影響的教材是顧立雅（Herrlee G.Creel）主持編寫的《報刊漢語》（Newspaper Chinese ， 1943年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為了幫助學員更好地閱讀中文報刊，顧立雅和同事發明了一種循序漸進的歸納法，效果相當不錯。顧立雅最初沒有被政府借用，而是留在芝加哥大學負責培訓項目，1943年項目結束後他也來到了華盛頓，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後才返回母校。

在為國家服務方面，來自哈佛大學的費正清可謂捷足先登。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四個月，他就被征召到戰略情報局遠東部工作，1942年9月被派往中國擔任該局的駐華代表，直至1943年12月，回國後他調往陸軍情報局遠東部工作。在重慶一年多的時間，費正清做了不少事情。作為情報局官員，他的分內工作是搜集戰時中國和日本的情報，向國內匯報。此外他還兼任美國國會圖書館的駐華代表，主要工作是將中國的出版物，特別是學術出版物，拍成縮微膠片寄回國會圖書館，同時也幫助使館向後方的中國高校和研究機構分發美國學術著作和科技文獻的縮微膠片。抗日戰爭爆發後，中美之間的文化交流被迫中斷，遷移到西南地區的中國學人無法接觸到美國最新的學術出版物，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在對中國進行軍事、經濟援助之余，也沒有忽略文化層面的工作，特別於1942年1月在國務院對外文化關系司下設立了對華關系處，全面負責戰時與中國的文化學術交流。費正清的夫人費慰梅（Wilma C.Fairbank）成為這個新機構的第一位雇員，結束了自己戰前全職太太的生活。費正清在重慶分發的縮微膠片正是夫人在華盛頓組織人制作的，兩人雖然天各一方，但卻是文化戰線上最親密的戰友。其實對於費正清來說，他本人更感興趣的也是文化交流，通過這項工作他再次見到了自己早年在中國留學（1932—1935年）時的老朋友梁思成、林徽因、金嶽霖、陶孟和、陳岱孫等人以及西南聯大、中研院的一批學者，這批中國精英在大後方艱苦乃至貧困的生活場景讓他觸目驚心，並為他們堅持學術研究的執著所感動。他到中國伊始便開始多方聯絡，促使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哈佛燕京學社為這批學者提供薪金補貼，另外他說服駐昆明美軍司令撥專款聘請中國教授發表講演。除了官方途徑，費正清還通過私人渠道為他們提供食品和藥品，有時甚至是鋼筆和手表，在當時物資緊缺的情況下，一支美國派克鋼筆換來的錢可以夠一家人二三個月的生活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