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中的美國漢學家（第2/3頁）

在重慶費正清平時接觸最多的自然還是國民黨的各級官員，一年多的實地考察給他的最大感受是，國民黨氣數已盡，他後來在《回憶錄》（Chinabound）中明確指出，“蔣介石作為國民黨政權的象征和中心，在1943年後期已失去了中國知識階層的信任和忠誠。”也正是在1943年的後期，費正清開始接觸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共，並很快和周的助手喬冠華、龔澎成為了好朋友，喬、龔 11月結婚時，費正清特意送給新郎一套西裝表示祝賀。雖然時間短暫，接觸的人也不多，但費正清很快在中共黨員身上覺察到了一種新的力量，一種代表未來的力量。離開重慶時，他對中共的好感已經相當明確了，此後這種好感伴隨了他的一生。

對中共抱有好感的漢學家絕不止費正清，他的老朋友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有過之無不及。就在費正清1942年秋抵達重慶後不久，拉鐵摩爾辭去了蔣介石顧問一職，他是1941年7月接受羅斯福總統推薦而擔任這一職務的（為此向任教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請假），主要任務是及時溝通兩位元首有關戰爭發展的信息並提出自己的建議。珍珠港事件前，他多次提請羅斯福加大對中國的援助，其時羅關注的焦點是歐洲戰場，特別是英國。對於蔣介石，拉鐵摩爾和費正清一樣，贊成鞏固國共統一戰線，反對蔣介石利用美國的援助遏制共產黨，並為內戰做準備。1937年拉鐵摩爾曾訪問過延安，見過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這樣的經歷在當時美國學院漢學家中是絕無僅有的，這也是他被羅斯福選中的原因之一。1942年初，嚴重的痢疾迫使拉鐵摩爾回美國治療和修養，10月他返回重慶後不久就提出了辭職，因為他感到自己能發揮的作用已經很有限了，珍珠港事件的爆發比任何言辭都有力地說明了中美同盟的重要性，而蔣介石讓美國打敗日本，自己保存實力準備打內戰的態度也不是輕易能夠說服的。1942年11月拉鐵摩爾和宋美齡同機離開了重慶，宋此行的目的是到華盛頓展開夫人外交，拉鐵摩爾則經華盛頓來到了舊金山，開始負責美國戰時新聞局在太平洋戰場的廣播和宣傳工作，他堅守這一崗位直到1945年春，此時二戰已勝利在望。

戰爭期間由於忙於為國服務，學者們大都沒有時間進行學術研究，藏之名山的事業只能暫時擱置。二戰期間最大的漢學研究成果是一個集體項目，畢乃德、費正清等人均參與了，這就是由國會圖書館東方部主任恒慕義（Arthur W.Hummel）主編的《清代名人傳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該書收錄清代近三百年間約八百位著名人物的傳略，按英譯人名順序排列，以皇太極（Abahai）開始，以颙琰（Yung-yen）收尾。人物包括帝王、後妃、文臣、武將、文學家、藝術家、宗教人士等。每篇傳記末尾附資料來源，卷末附人名索引和引用文獻索引。全書集當時國內外研究之大成，且引用了不少外文史料，彌補了漢滿文史料的不足之處。該書分兩卷，分別於1943、1944年在華盛頓出版，出版後在國際學術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一直被列為重要參考書。胡適在卷首的序言中盛贊這本書，認為“作為一部近三百年的傳記辭典，在目前還沒有其他同類的著作（包括中文的著作在內）能像它那樣內容豐富、敘述客觀並且用途廣泛”。二十多年後，費正清在其主編的教材《東亞的現代變革》（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一書的《閱讀書目》（Bibliographical Suggestions）中稱《清代名人傳略》為“清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參考書”。《清代名人傳略》的出版也為後來兩部同類的傳記辭典樹立了榜樣：四卷本的《民國傳記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1967—1971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陸續出版）和兩卷本的《明代傳記辭典》（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976年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

恒慕義雖然留在自己的原單位，但時刻關注戰爭的發展，他的另外一大貢獻更加值得表彰。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為了防止日本人的劫掠，他協助中方將北圖的近三千種共計兩萬冊善本書運抵美國，並拍成縮微膠卷。這批運美進行復制的書籍包括宋、元本約兩百種，明版近兩千種和稿本五百余種。這些書大都是宋、元、明、清歷朝內閣大庫的存書，是當時北圖所藏善本的精華。這批珍貴文獻抵美後被拍成縮微膠片一千零七十二卷，底片存國會圖書館，復制的全套膠片則為世界各大圖書館所購買和收藏，北圖作為文獻的主人獲贈三套。戰後北圖要求美方歸還原物，但由於歷史原因，這批文獻於1964年應台灣“中央圖書館”要求運回代管，現寄存台北故宮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