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美國留學生在北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西方漢學研究的中心無疑是巴黎。這只要看一件事就全明白了：哈佛燕京學社1928年創立後，曾計劃不遠萬裏請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來擔任社長，後來伯希和推薦了自己的學生、俄裔法籍漢學家葉理綏（Serge Elisseeff）。後來，隨著伯希和、葛蘭言（Marcel Granet）、馬伯樂（Henri Maspero）等大師的先後謝世，西方漢學研究的中心開始從法國向美國轉移，這當然大大得益於戰後美國政治、經濟、軍事地位的迅速提升，而同時也和以費正清為代表的第一代美國專業漢學家的閃亮登場密切相關。

考察第一代美國漢學家的學術背景就會發現，他們雖然有著不同的師承和不同的研究領域，但卻擁有一段共同的經歷——1930年代都曾留學北京，短則1—2年，長則4—5年。這批人除了費正清之外，主要還有畢乃德（Knight Biggerstaff）、賓板橋（Woodbridge Bingham）、蔔德（Derk Bodde）、顧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畢格（Cyrus Henderson Peake）、西克曼（Laurence Sickman）、戴德華（George E.Taylor）、韋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

他們當中大部分人是憑借哈佛燕京學社的獎學金來北京進修的。除了學術上的進修外，語言上的進修自然也必不可少；為這批年輕學者提供語言訓練的是華文學校——該機構1910年由英國倫敦會傳教士瑞思義（W.H.Rees）建立，本來主要是為來華的英美傳教士提供語言培訓，後來招生範圍擴大至外交和商業人員。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作為美國駐華使館的武官就曾於1920—1923年在該校學習過。到1930年代，這所學校由於優良的教學方法和生活條件早已名聲在外，成為年輕學者們的不二選擇。

關於這所學校的教學方法，曾在這所學校裏半工半讀過兩年的韋慕庭是最有發言權的，他回憶道：“我們用直接法學習漢語。在開始的幾個星期，我們聽不到一句英語，所有的人坐在一個教室裏聽老師慢慢地說漢語，他一邊說，一邊會指著臉上和身體上的器官——鼻子、眼睛、嘴巴、胳膊，或者會介紹人稱代詞——我、他、他們的用法，或者用動作來演示動詞的意思。課後我們有個別的輔導，在一個小房間裏，一個老師對一個學生，幫助我們復習已經學過的東西。這些輔導老師一般年紀較大，而且不會說一句英語。對於我這樣此前沒有學過口語和漢字的人來說，我從這一說話練習中獲益良多。說話對我們來說最難的是記住——不，是內化——每一個多音節字和詞組的發音的聲調。”（《回憶錄》英文版第27—28頁）至於這所學校的生活條件，只要提兩點就足以說明，一是該校位於東四的校舍是一幢三層的樓房，它在周圍平房的包圍中顯得鶴立雞群；二是該校有個網球場，這在當時的北京頗不可多得。韋慕庭與費正清正是在網球場上開始了他們的友誼。

韋慕庭於1932年秋天從哥倫比亞大學來到北京，由於獎學金數量不足，他在語言學校學習時兼做該校圖書館的管理員。與他相比，費正清還要更辛苦些。費正清1932年初作為牛津大學的研究生來到北京，一開始他因為有羅德斯獎學金（Rhodes Scholarship），生活得很舒適，1933年該獎學金到期後他兩次申請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都失敗了，於是只好到清華大學去兼課，為了在9點鐘之前趕到學校，他不得不黎明即起，坐上一個小時的公共汽車趕往遠在郊外的上課地點。好在1934年他獲得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不必再為生計奔波了。

當然，即使是在獎學金不足或不到位的情況下，美國留學生們的生活也不會困難到無米下鍋的程度。當時美元與銀元的兌換率是1∶5，留學生們在大部分情況下可以住寬敞的房子，並至少有一名仆人。他們苦讀的夜晚也不缺少紅袖添香，而在白天，太太們則或者料理家務，或者幹點零活（如教授英語）以補貼家用。來北京前還沒有女朋友的蔔德在北京找到了自己的幸福，新娘來自俄國，結婚後一直支持丈夫的學術事業，後來還幫助丈夫撰寫了《托爾斯泰與中國》一書（1950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費正清也是在北京完婚的，新娘是他早在哈佛讀本科時就已經認識了；新娘的父親是哈佛大學鼎鼎大名的生理學教授，1935年曾應協和醫學院的邀請來華講學，同時當然也公私兼顧地看望自己的女兒與女婿。

除了家人的陪伴，留學生們還有定期和不定期的朋友聚會。1934年畢安祺（Carl Whiting Bishop）任美國史密斯蘇尼博物館（即美國國家博物館）駐北京代表時，曾組織每月一次的聚會，大家在輕松的氣氛中討論一些共同關心的學術問題。美國駐華公使詹森（Nelson Johnson， 1929—1935在任）也時不時地請年輕學者們打打牙祭，以示作為在華最高官員的關心。而讓留學生們更為興奮的是，他們可以在漢語還不熟練的情況下和中國學者用英語進行交流，並向他們請教。民國建立前後留學英美的一批中國學人在1930年代已經成為學界的領袖，占據著北京各大高校的要津。1933年費正清之所以能得到清華的教職，完全得益於蔣廷黻的關照。蔣廷黻於1912至1923年在美國留學，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後回國任教，1929—1934年任清華歷史系主任。蔣廷黻是中國近代外交史研究的開創者，曾就如何使用《籌辦夷務始末》等中文文獻給予費正清很大的提示。除了蔣廷黻之外，費正清還和胡適、丁文江、陶孟和、金嶽霖等有過交往，並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婦結下終生的友誼。費正清夫人費慰梅（Wilma Fairbank）為這對探索中國建築的伴侶所寫的傳記於1994年面世。費慰梅從小就對繪畫很感興趣，到北京後開始研究中國的美術和建築，梁林夫婦在這方面無疑是她最好的老師。如果說故宮、天壇、長城代表了中國的古老文明，那麽這批從歐美留學回國的年輕教授則給北京帶來了一種前所未有的生氣和活力。這種新與舊、傳統與現代的交織讓北京充滿了魅力，美國學生們不約而同地用“黃金時代”來稱呼他們留學的那段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