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美國留學生在北京（第2/2頁）

1932年剛到北京的費正清在家書中這樣描寫他和中國學者的第一次接觸：“我感到驚訝的是一位現代的伏爾泰——胡適坐在我身旁，敬我筍片和鴨肫肝，別的人也對我異常親密。我全然不明白之所以如此的道理，但是我一點也沒有不快之感，並且借助於通常的中國酒，我感到胸懷開朗，什麽事都對他們說了……這要花多大的功夫才能當之無愧地享有這份榮耀呢？”（《回憶錄》英文版第46頁）這種受寵若驚的感覺除了學識的差距之外，也有地位的差距，當時的費正清還處於前途未蔔的狀況，無論如何也不會想到自己日後會成為美國乃至世界的中國學“教父”。實際上，當時他和他的同學們最擔心的是畢業後是否能找到一份工作，能否把他們在北京學到的東西派上用場。有一次在和詹森公使吃飯時，蔔德情不自禁問了這一方面問題，公使半開玩笑地回答道：“完全沒有可能，孩子們，你們只能去揩富人的油，而且最好是去洛杉磯。”時隔三十多年，這句話仍然讓蔔德記憶猶新，1967年4月24日在費正清60大壽那天，他在賀信中舊事重提，不勝感慨。確實，1930年代無論是漢語教學還是中國研究，在美國大學中都處於極其邊緣的地位。眼前北京的留學生活雖然美好，但日後的工作前景卻很黯淡。

好在歷史的發展出現了重大的轉機。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美國在華的利益越來越受到關注，在美國政府、學術團體和基金會的支持下，中國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勢頭得到迅速的發展。在這樣的有利形勢下，最早的這批留學生很快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們在回國後分別執教於哈佛大學（費正清）、康奈爾大學（畢乃德）、賓夕法尼亞大學（蔔德）、芝加哥大學（顧立雅）、華盛頓州立大學（戴德華）、哥倫比亞大學（韋慕庭）、加州大學（賓板橋）等著名學府，成為美國戰後中國研究的中流砥柱。

在北京留學時，這些日後的大牌教授已經顯露出他們的研究興趣各不相同，如顧立雅主要從事中國上古史和哲學史的研究，西克曼專攻中國藝術史，韋慕庭的研究課題是中國的鄉村管理，蔔德則潛心研究中國思想史。1930年代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出版後，蔔德決定將這部大書翻譯成英文，其上冊的譯稿於1935年完成，1937年在北京由一位法國書商出版；下冊的翻譯工作頗費周折，直到1952年才和已經出版的上冊一起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推出，此後該譯本一直是西方各大學中國哲學史課程的標準教材，蔔德一生的學術聲譽也大大得益於這項開始於留學時期的翻譯工作。

總體來說，由哈佛燕京學社派來的學生基本以古代中國作為研究對象，采用的依然還是傳統漢學亦即文獻考證的方法。他們對於近現代中國的事情只是一般的關心，並不納入自己的研究領域。他們的老師葉理綏甚至非常極端地認為，1793年以後的中國不能構成真正的學術研究的對象，頂多只能屬於新聞學的範圍。

與這種“厚古薄今”的傾向不同，費正清將自己的課題鎖定在近代中國沿海的貿易和外交，其研究方法在歷史學之外又特別注重使用社會學、經濟學等多學科交叉的方法。所有這些使費正清顯得與眾不同。他兩次申請哈佛燕京學社獎學金都被拒絕是不奇怪的，這一經歷對他日後決心另起爐灶——建立東亞研究中心來與哈佛燕京學社分庭抗禮——一定產生了某種心理影響。一個人早年的經驗往往會影響他後來的發展。

這批最早的留學生後來的發展都很好，真所謂“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裘馬自輕肥”。由於回國後大家都很忙碌，又分散在美國各地，見面特別是所有人一起見面的機會並不多。費正清在回復蔔德祝賀自己60歲生日的回信中，曾希望組織一次老朋友聚會，回顧北京的留學歲月，並把大家的集體回憶結集成冊，以志紀念。可惜這一計劃未能實現。今天我們只能從他們零散的個人回憶中拼湊那個時代的學術和生活圖景；當然，這要比直截了當地轉述往事更有興味。

原載《讀書》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