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蘇聯議會的最後日子（個人親身的經歷）（第2/4頁）

大會討論進行得混亂無序，很多代表沒有被允許發言，主席團中的各加盟共和國總統對許多問題都不能給予明確的答復。

9月3日上午，葉利欽在最高蘇維埃大會上發表講話，當時他不僅是此次大會的主席團成員，而且他還積極參與了主席團和大會各主要小組的工作。伊萬·希拉耶夫在大會上做了關於國內經濟形勢的報告，他當時不僅領導俄聯邦部長會議，而且還兼管蘇聯部長會議。會議代表們的發言被嚴格控制，由幾百名代表組成的“聯盟議員團”主席維克托·阿爾克斯尼斯上校甚至都沒有得到發言的機會。土庫曼斯坦總統尼亞佐夫發言支持戈爾巴喬夫，而代表奧博連斯基則嚴厲地抨擊戈爾巴喬夫，他甚至宣稱應該討論關於撤銷戈爾巴喬夫總統職務的問題。我當時代表蘇共議員團進行了發言，盡管當時蘇共已名存實亡，但是仍有大約20名蘇共中央的成員參加了9月2～3日召開的大會。我走上講台，闡述了反對大會通過的《關於過渡時期蘇聯國家權力機關和管理機構的法令》的觀點。我說：“我們國家早已病入膏肓，自1985年以來，我們曾嘗試通過各種辦法來改變現狀，但每種辦法試用不久又都被草率地否定，導致國家狀況和各民族的生活水平每況愈下。1991年，我們又拋棄了所有的方法，轉而開始實行以前曾被我們否定過的休克療法。”我在發言中指出，使國家遭受沉重打擊的不僅僅是以失敗告終的那場叛亂，而更重要的是解散蘇共、戈爾巴喬夫辭去總書記職務，以及沒收蘇共的資產。“昨天上午舉行的會議對我們來說是致命的，它不僅違反了大會規定的章程，而且踐踏了蘇聯憲法。令人疑惑不解的是，作為執行權力機構最高代表的主席團成員，他們並沒有在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最高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做報告，卻反而申斥和教訓這些立法者。”我認為，草率地改變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職能、名稱和結構是錯誤的、不理智的。同時我認為，將蘇共從國家政治舞台上趕走的行為也是不可取的。我在發言中說：“不管我們願不願意承認，不是只有政權形式決定一個民主國家的生活，對於一個民主國家來說，最主要的是存在著由各種組織、運動、黨派以及它們之間的文明競爭所構成的公民社會。如果說我們國家過去的極權制度從政治上和肉體上消滅其他政治潮流和黨派（包括執政黨內部的政治潮流）的行為是非法和犯罪，那麽現在取消共產黨、停止其活動和沒收其全部物質財產的企圖也同樣地肆意與非法。在此，我不想論述一個政黨的領導人與廣大普通黨員的區別。對於一個政黨來說，經受挫折與苦難未必是壞事，蘇共不能從國家的政治舞台上消失。讓那些民主派消除他們之間的隔閡，建立一個或者兩個強大的民主黨派，但同時也應該允許共產黨員在法律和憲法的範圍內從事自己的活動……”第五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非常會議：第3期簡報，1991年9月3日，第11～12頁。

我很清楚，我的發言不可能改變任何事情。我之所以這樣說，一方面是出於追求最起碼的公平，一方面是抗議對憲法的肆意踐踏和對代表大會的公然侮辱，我不想辜負自己短暫的蘇聯人民代表和蘇共中央委員的使命。在會議休息和9月3日及4日晚上，許多代表向我表達了他們的理解與支持。我還收到了許多電報，從其中幾封的內容可以看出，許多地區的黨員害怕遭到迫害，並希望尋求代表大會對其予以保護。

9月3日下午的會議有1700 名代表出席，許多代表的發言再次譴責了“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他們表示歡迎葉利欽，也歡迎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的聯合，還有人號召誕生“新的戈爾巴喬夫”。會議期間，尤裏·卡裏亞金走上講台，宣布他本人拒絕當選蘇聯人民代表。戈爾巴喬夫的發言簡短模糊，他建議實行某種新的國家聯盟體制，並希望建立全新的主權國家聯盟，代表們對戈爾巴喬夫的發言反應冷淡，會場只響起稀稀落落的掌聲。

9月4日召開的會議秩序仍然是很混亂，會議常常中斷，大會主席團曾幾次離開會場，進行長時間的開會協商。很少有人聽發言人的講話，大廳裏有時甚至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代表，而葉利欽幾次單獨召集俄聯邦的代表商討問題。另一方面，在9月2日和3日的大會上沒有得到發言機會的許多代表現在可以上台做簡短發言了，但是他們的講話既不會在電視上轉播，也不會刊登在報紙上。納紮爾巴耶夫在9月2日代表所有共和國領導人和蘇聯總統向大會提出的《關於過渡時期蘇聯國家權力機關和管理機構的法令》未被通過。通過這一憲法法令的法定人數應為1483人，而當時只有1200名代表投了贊成票。這一結果在主席團中引起了騷動，於是各黨團分別召開分組會議，以尋求折中方案。最終，大會宣布休會到第二天上午10點，當天的各大報紙評論說大會出現了“意外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