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蘇聯議會的最後日子（個人親身的經歷）（第4/4頁）

然而，葉利欽在本次代表大會上並未表現出他在1991年8月時所具有的自信與熱情，代表大會剛一結束，當時無論是在蘇聯還是俄聯邦，任何新的權力機構都還沒有確立，而葉利欽卻決定去索契休假，而且一直到10月份他才返回莫斯科。葉利欽的這一舉動甚至引起了他身邊親信的困惑與不滿：應該是繼續擴大對叛亂者和戈爾巴喬夫的勝利成果的時候，這時候怎麽能有閑心去休假呢？然而葉利欽認為應該靜下心來，仔細地評估和確定自己在國家中新的地位，並相應地制訂出下一步的行動計劃。葉利欽在自己的回憶錄中這樣寫道：“政治上所采取的任何步驟都有其意義，從1991年9月那次‘備受關注’的索契休假的第一天，我就開始思考所發生的事件的真正意義。我感到，我國歷史真正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至於是怎樣的時代，還沒有人能夠說清楚。但是我知道，前面等待著我們的將是極其艱難而痛苦的時期，其中難免有大起大落。無論對於國家政治，還是我個人，都已進入一個新的急劇的轉折期。可以說，這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轉折。因此，我雖然是在休假，表面看起來輕松，但內心卻處於極度緊張的狀態。所有這一切發生得太突然了！我對國家將要發生的主要事件的脈絡很清楚：各加盟共和國之間新的談判歷程，以及戈爾巴喬夫新一輪的頻繁任免。在此情況下，最需解決的就是確立自己的圈子，從而完成一個飛躍，加快俄政府內部的運轉，吸收其他的關鍵人物。”鮑裏斯·葉利欽：《總統手記》，莫斯科，1994，第162～163頁。這些新的“關鍵人物”，就是葉利欽後來提拔的根納季·布爾布利斯、亞歷山大·紹欣、阿納托利·丘拜斯、葉戈爾·蓋達爾等人。

1991年9月，蘇聯議會結束了自己短暫的歷程和全部的活動。作為蘇聯人民代表，我本人被莫斯科的一個選區推選為人民代表，並在1992年進入了俄羅斯蘇維埃議會，但我只有發言權，而無表決權。眾所周知，俄羅斯最高蘇維埃和俄羅斯人民代表大會也只支撐到1993年10月，而它的結局比蘇聯最高蘇維埃更具有戲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