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蘇聯議會的最後日子（個人親身的經歷）

“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倒台、蘇共解散、蘇聯部長會議辭職，以及俄羅斯的實權已轉移到俄聯邦總統葉利欽的手中，這一切不能不改變蘇聯最高蘇維埃和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的命運。1989年選舉產生的、任期五年的新一屆蘇聯議會只走完了它不到一半的歷程。

早在1990年，蘇聯的一些加盟共和國和自治共和國就已宣布擁有主權，但在當時這並不表明它們要從蘇聯分離出去，來自這些國家的人民代表仍繼續參加蘇聯最高蘇維埃和蘇聯人民代表大會的工作。然而，在“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垮台之後，形勢發生了變化。8月23～30日期間，許多加盟共和國不僅重新宣布本國的獨立地位，而且決定要從蘇聯分離出去，並相應地終止本國的人民代表在蘇聯議會中的活動。波羅的海三國率先做出了這樣的決定，戈爾巴喬夫對此無動於衷，而葉利欽卻於1991年8月24日簽署了關於承認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的獨立地位的命令。當時俄外交部的一些官員曾試圖勸阻葉利欽不要采取這樣的行動，他們主張通過談判來解決問題，這涉及保護俄羅斯族居民在波羅的海國家的權利問題、退伍軍人問題、軍事基地、雷達站和海軍軍事基地的命運，以及其他與成千上萬人息息相關的問題。此外，外高加索、北高加索和摩爾達維亞等地區的形勢也日益嚴峻，並隨時有可能演變成軍事沖突。在此情況下，蘇聯議會的工作變得越來越困難，幾乎已不可能開展正常的工作，我本人於1989年被選舉為蘇聯議會代表。

即使是在1991年7月，我們當中的任何一個人還都沒有預見會發生如此戲劇性的事件。7月末至8月上旬，在克裏姆林宮召開了幾次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然後我們一直休假到9月末。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有機會在基斯洛沃茨克市最好的療養院中休假，當時在此度假和療養的有大約20名蘇聯人民代表。8月19日上午，在得知“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立的消息後，我們就聚集到療養院的大廳中來交換意見。同一天，最高蘇維埃通知我們不要擅自返回莫斯科，也不要接受媒體的采訪。

由於我當時是蘇共中央委員，因此是蘇共中央將這一消息通知我的。當時被召回莫斯科的只有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成員、人民代表皮沃瓦羅夫。直到8月25日早晨，我們才從電視節目中了解到了莫斯科發生的一切，並於當天晚上回到了首都。

1991年8月26日，蘇聯最高蘇維埃非常會議召開，此次大會並不是由阿納托利·盧基揚諾夫主持，有人通知我們說他已經辭職，會議是由民族委員會主席拉菲克·尼沙諾夫主持的，盧基揚諾夫則和其他代表一起坐在大廳中。我們當中的許多人對此感到莫名其妙和不知所措，而更多的代表則表現得十分激動和憤慨，當然，他們並不是為了那些已經被捕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成員，而是為了蘇共的命運。參加此次會議的還有蘇共中央書記瓦連京·法林和亞歷山大·紮索霍夫，戈爾巴喬夫也曾幾次到會，但在他的簡短發言中既沒有介紹任何新情況，也沒有提出任何新建議。這些會議召開時並沒有制定明確的議事日程，國內外的許多記者都參加了會議，他們提出的絕大多數問題都可以歸納為一個內容，那就是“是否要保留蘇聯？”在本次大會的第一次會議上，成立了由來自摩爾曼斯克州的工程師亞歷山大·奧博連斯基領導的調查政變原因和過程的委員會，此人不久前已成為戈爾巴喬夫的反對派。同時，還成立了蘇共活動情況調查委員會，該委員會由來自彼爾姆州的紙漿造紙聯合工廠的廠長瓦連京·塔塔爾丘克擔任。此外，會議還討論了關於取消盧基揚諾夫的人大代表豁免權問題，他不久前還是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而如今卻已陷入被人孤立的境地。

當年的蘇聯人民代表、烏克蘭詩人鮑裏斯·奧列伊尼克自8月20日起便目睹了莫斯科所發生的一切，他後來曾這樣寫道：“如果當時盧基揚諾夫立即召開最高蘇維埃會議（這也許正是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成員所希望的），那麽多數代表在脅迫之下會以‘國難當頭’為由而支持實行緊急狀態。”鮑裏斯·奧列伊尼克：《黑暗的大公》，莫斯科，1992，第39頁。人大代表、來自卡累利阿的教師謝爾蓋·別洛澤爾采夫則更加自信地指出：“我完全相信，如果8月19日將人大代表集合在一起，那麽他們會立即同意實行緊急狀態。”阿·盧基揚諾夫：《虛構的叛亂和真正的叛亂》，莫斯科，1993，第20頁。然而，從我個人的觀察以及我與人大代表們的交談來看，這種觀點並不能完全令人信服。的確，如果當時是戈爾巴喬夫總統向我們提出這樣的建議，那麽絕大多數代表將會支持在全國實行緊急狀態的決定；如果只是盧基揚諾夫或者是亞納耶夫提出這樣的建議，而我們在對此事一無所知甚至不知道戈爾巴喬夫立場的情況下，那麽大多數代表未必會同意支持“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在8月19～20日期間，擺在我們面前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戈爾巴喬夫在哪裏？他在幹什麽、想什麽？”但是到了8月26日，國家局勢逆轉，代表們的情緒也都有所變化。雖然蘇共的活動被禁止，蘇共中央機關也被洗劫，但是任何人都不能阻止蘇共在最高蘇維埃中的工作。僅僅在一年前，也就是1990年秋，蘇聯人民代表分成了幾個黨團，其中蘇共議員團有700多位代表，我本人於1991年初進入蘇共議員團。盡管共產黨的活動被禁止，戈爾巴喬夫也已經辭職，但是任何人都無權解散議會中的蘇共議員團，我認為在確定蘇共命運之前，議會中的蘇共議員團可以暫時履行蘇共中央的職權，但是，沒有一位代表支持我的意見，而且當時只有大約40名代表參加了議員團的會議。8月26日深夜，我來到位於議會大廈四層的盧基揚諾夫辦公室，過去總是人來人往的會客室，現在除了他的私人秘書之外再也看不到一個人。已注定成為失敗者的盧基揚諾夫此時倒顯得很平靜，甚至有些興奮。他說：“我很快就會被捕。”我還曾試圖反駁，但看來他對局勢的發展和自己的未來已經一清二楚。盧基揚諾夫把他在8月19～22日期間對所發生事件的筆記拿給我看，這些筆記不是以天，而是以小時和分鐘來記錄的。盧基揚諾夫對我說道：“對於您這個歷史學家來說，這些筆記很重要。”8月27日上午，最高蘇維埃的工作照常進行，會議從討論盧基揚諾夫的問題開始，結果最高蘇維埃以不記名投票方式取消了盧基揚諾夫人大代表的豁免權，他離開會場後不久即被逮捕。然後，最高蘇維埃通過了停止蘇共在全聯盟範圍內一切活動的決議，後來只有烏茲別克斯坦沒有執行這一決定。我記得，我是當時為數不多的反對這一決定的代表之一。根據最高蘇維埃的章程，任何代表都可以就本人的投票理由作闡述。我感覺到了很多代表對我的支持，但是他們迫於壓力而被引入歧途。此外，我還公開反對將蘇維埃各部委屈從於俄聯邦的決定。最高蘇維埃還通過了在莫斯科召開第五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臨時會議的決定，並制定了大會的議事日程和條例。第五次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是其短暫歷史中的最後一次會議，大會於1991年9月2日上午10時在克裏姆林宮的代表大會堂舉行。第一次會議由蘇聯最高蘇維埃聯盟院主席伊萬·拉普捷夫擔任主席，顯而易見，他只是負責完成技術性工作。沒有人想起本次大會預先制定的議事日程，大會籌備委員會的工作都被人們忽視了。哈薩克斯坦總統努爾蘇丹·納紮爾巴耶夫在大會上第一個發言，他宣讀了由蘇聯總統和其他10個加盟共和國領導人共同簽署關於8月19～21日事件的聲明，這個聲明是在前一天深夜和9月2日早晨才擬定的。此外，納紮爾巴耶夫還提出了大會新的議事日程，並建議由蘇聯總統和各加盟共和國最高領導人組成本次大會新的“工作主席團”。隨後，大會宣布休會到14點，下午的會議則由戈爾巴喬夫主持召開，共有來自12個加盟共和國約1900名代表出席了此次會議，其中1780名代表參加了前幾輪的投票。我們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就是通過《關於過渡時期蘇聯國家權力機構和管理機關的法令》，根據這一法令，蘇聯部長會議由跨國經濟委員會所取代。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被撤銷，最高蘇維埃也將重新改組，它由國家最高立法機關變成了一個沒有固定成員和地位的無組織的協商機構。新的蘇維埃聯盟及新的共和國聯盟院不僅由150～200名蘇聯人民代表組成，而且還包括常駐莫斯科的各加盟共和國的議會代表。蘇聯總統的職位雖然被保留，而且仍然由戈爾巴喬夫擔任，但他的職權卻被由10個加盟共和國主要領導人組成的蘇聯國務會議削弱。戈爾巴喬夫雖然擔任國務會議主席，但只擁有一席之位而已。新法令的第四條規定：“承認舉行蘇聯人民代表例會的不合理性，保留所有選舉產生的人民代表在整個任期的代表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