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月革命後蘇聯文學發展的曲折道路(第4/9頁)

不只是這些因審美觀點的不同、作品不被當局接受的作家受到了壓制與打擊,像馬雅可夫斯基這樣一直對革命飽含熱情,不僅為革命寫詩、歌唱,而且到通訊社和宣傳部門工作,甚至為宣傳畫作題詞、為商業做廣告的人,也遭到極不公平的待遇。由於對國家社會生活中一些腐敗現象的擔憂,他在1928、1929年寫了諷刺劇《臭蟲》和《澡堂》,便得罪了當局。“左派文化陣線(列夫)”被解散,雜志被停刊,已準備好在報刊上刊登的肖像被撤下來,正在上演的《澡堂》一劇也被停演。馬雅可夫斯基遭到一系列打擊,加上本人在愛情上遇到挫折,1930年4月14日拔槍自盡。

20年代初出現的文學團體和小組逐漸遭到打擊,文學自由討論的風氣被扼殺。1926年“拉普”發生分裂。1927年,沃龍斯基被逐出文學戰場。1930年4月,在共產主義學院舉行了一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討論會,“山隘”小組被作為“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化身遭到毀滅性的批判,尤其指責他們所堅持的人道主義,說“反動的小資產階級既然高舉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旗幟,自然就離不開‘人道主義’口號”。[14]在文學批評戰線上堅持文學的人道主義和正確對待傳統的“山隘”受到致命的打擊。1932年4月,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改組文學與藝術團體》的決議。決議聲明:“幾年以前,當新經濟政策初期特別活躍的異己分子在文學界具有很大影響、而無產階級文學幹部隊伍還很薄弱的時候,黨曾經在文學和藝術領域用一切辦法幫助成立和鞏固單獨的無產階級組織。”[15]這段話表明,黨又回到革命初期的立場上,重新把大批新經濟政策時期“特別活躍”而“具有很大影響”的作家作為“異己分子”,而且強調領導一直“幫助成立和鞏固單獨的無產階級組織”。根據這項決議:“拉普”、“伐普”之類無產階級作家團體被取消,“把一切擁護蘇維埃政權綱領和努力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作家團結起來,組成其中有共產黨黨團的統一的蘇聯作家協會。”[16]決定之所以沒有宣布取消其他作家團體和組織,是因為這些組織實際上已經消失或名存實亡了。從此,蘇聯作家被統一在共產黨專門組織的管理下,各個文學團體和組織並存的時代結束了。

斯大林不僅要作家在組織上統一,而且還要在思想上統一,在審美思想和寫作方法上統一。經過反復的思考與研究,蘇聯提出一個叫做“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口號或者說理論。1934年8月21~31日在聯共(布)中央書記日丹諾夫領導下舉行第一次作家代表大會。大會通過的作家協會章程對這一理論作了這樣的表述:“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蘇聯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根本方法,它要求藝術家們要從革命發展中真實的、歷史的具體描寫現實。並且,藝術描寫的真實性和歷史的具體性必須和那種以社會主義精神從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勞動人民的任務結合起來。”[17]從此,“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被尊為蘇聯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根本理論和方法,此前所存在的其他所有審美思想和方法都被罷黜。“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不僅要作為一種審美觀來理解,而更重要的是一種政治要求。藝術變成創造藝術神話的工具。人被放到歷史的進程中,要被改造、教育、塑造成適合社會主義的“新人”,即標準環境中具有標準個性的人。結果人失去了自我價值。文學的研究和認知功能退到第二、第三位,主要功能變為進行宣傳教育。現在,俄羅斯的學者用“норматизм”來表達這種“美學思想”。中國學者有的譯為“範式主義”,也有譯為“規範主義”。這種“範式主義”在實踐中曾嚴重地影響了俄羅斯文學在國內的健康發展。

作家協會一開始就成為限制作家自由、打擊迫害作家的工具。1936年2月,老作家瑪·沙吉尼揚寫信給聯共中央書記謝爾巴科夫,要求退出“無益”的作協。謝爾巴科夫給高爾基寫信,要作協“狠狠地打擊她,好讓別人不敢再這麽做。”[18]作家協會理事會主席團因此譴責沙吉尼揚的“舉動與每一個蘇維埃集體對其成員的基本要求尖銳對立,是嚴重反社會的”。1936年8月25、26日,作協黨組召開討論對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恐怖分子的判決。這是一次經過精心策劃的會議。由於托洛茨基在20年代初曾發表過文學問題的意見,在作家中有一定影響。這次會議借清除托洛茨基分子的名義打擊了許多所謂的“異己”作家。文學和戲劇評論家皮凱利被定為“匪徒”,把謝列布裏亞科娃、謝利萬諾夫斯基、格魯茨卡婭、特羅欽科、塔拉索夫-羅季昂諾夫等作家打成“兩面派”和“叛徒”。“山隘”是打擊的重點,《紅色處女地》雜志的主編、“山隘”的實際領導人沃龍斯基被作為托洛茨基分子,和他有聯系的伊萬·卡達耶夫就成為這次揭露的重點,還牽涉他和皮利亞尼克的關系。伊萬·卡達耶夫被開除黨籍。《紅色處女地》雜志的新主編葉爾米洛夫也被點名,說他“維護與卡達雷諾夫有聯系的已被逮捕的馬茲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