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月革命後蘇聯文學發展的曲折道路（第5/9頁）

30年代後期，黨的領導對文學的控制更加嚴厲，政治幹涉越來越具體。肖洛霍夫在寫作《靜靜的頓河》的同時還創作了《被開墾的處女地》。他寫信給斯大林，反映幹部在糧食收購中對集體農莊莊員進行折磨與淩辱，斯大林指責他“庇護怠工分子”。《被開墾的處女地》在出版時被刪去了反映集體化存在問題的章節。1937年竟有人汙蔑他要在頓河流域搞反革命叛亂，經他親自去莫斯科進行辨明才得解脫。老作家瑪·沙吉尼揚的長篇小說《歷史的入場券》，第一部《烏裏揚諾夫一家》是寫烏裏揚諾夫一家生活及列寧童年和少年的紀實性傳記。小說得到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婭的首肯，但是，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卻做出專門決定，指責其“是一部政治上有害的、思想上敵對的作品”。^{[22]在全國大鎮壓已經過去以後，1939年5月，巴別爾卻在自己的別墅被捕，誣指“進行恐怖活動”，並於1940年1月被槍決。這年8月，藝術事務委員會主席赫拉普欽科批準上演列昂諾夫的劇本《暴風雪》。中央宣傳鼓動部的負責人卻向日丹諾夫報告，該劇“意識形態上有害”。庫茲涅佐夫向中央報告說：“劇本就其思想內容來說體現了最壞意義上的新陀思妥耶夫斯基主義。主題沒有現實意義，沒有提供能夠反映我們現實的典型，充滿了模棱兩可和虛假的論點。”中央政治局做出決定：“劇本在意識形態上是敵對的，是對蘇聯現實的惡毒誹謗，禁止在劇院演出。”[23]1940年蘇聯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阿赫瑪托娃一本作品選，聯共（布）中央書記處作了專門決定，不只查封了出版物，而且還處分了出版者和審查者。}

在1941～1945年的蘇德戰爭時期，1000名作家參軍上前線擔任隨軍記者、戰士報編輯等職務，其余2/3沒有上前線的作家，相當一部分人被疏散到邊遠地區。不論在前線還是後方，絕大部分作家都為戰爭勝利作出了貢獻。就在這個時期，政權對作家的監督與控制並未減弱，甚至還進一步強化了。由於作家協會在作家中的威信降低，便由黨中央宣傳部直接管理文學的創作與出版事宜。中央宣傳部部長亞歷山德羅夫和兩名副部長負責向中央書記報告文學戰線的情況。1941年12月中，中央書記謝爾巴科夫指示法捷耶夫創辦《文學和藝術報》，宣傳部規定，報紙的大樣應該在出版的前一天印出來送宣傳部審查。在1942年6月，亞歷山德羅夫就給謝爾巴科夫報告了因該報21期的錯誤而采取的各種措施：召開編委會分析錯誤，撤銷皮斯馬尼克的主編職務，召開中央一級報紙責任主編會議，還給宣傳部工作人員別列傑夫、葉戈林、奧爾洛夫警告處分。^{[24]烏克蘭著名作家、電影導演亞·多夫仁科寫了兩部反映烏克蘭人民反抗法西斯鬥爭的作品：中篇小說《勝利》和電影腳本《戰火中的烏克蘭》。亞歷山德羅夫在1943年7月和11月兩次給謝爾巴科夫打報告，嚴厲地指責作家犯了“民族主義”和“攻擊黨的各項政策”的錯誤。黨的領導下令，非經宣傳部的批準不得刊登多夫仁科的作品。烏克蘭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做出“關於撤銷多夫仁科斯拉夫委員會委員、斯大林獎金委員會委員、《烏克蘭》雜志編輯和基輔電影制片廠藝術指導等多項職務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