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學的“解凍”及其在俄羅斯文學發展中的地位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的去世開始了蘇聯歷史的新時期。文學家首先感受到社會氣候的變化。這年4月，列寧格勒女詩人О.別爾戈麗茨在《文學報》發表的《談談抒情詩》一文中就說：作家“不可能沒有個人表現”，呼籲詩歌中“多一些真誠和解放”。她批評：在“很多抒情作品中缺乏主要的東西：沒有人情味，沒有人”。一些詩人“一聽到個性這個詞”竟“不寒而栗”。這是文學界發出的最早呼聲，要求文學回到它的主題，即人和人的感情上來。5月1日，《文學報》打破了多年來官方慶典的傳統，在第一版刊登了整整一欄愛情詩。

愛倫堡在《人、歲月、生活》一書中回憶，他決定寫一本中篇小說並立即寫下書名《解凍》的時候，曾想到1953年的4月。這年4月，對俄羅斯來說不只意味著春天的即將來臨，而且還是一個難忘的特殊時期。斯大林去世才一個月，國內的政治生活已經發生變化：“醫生案件”平反、公布了蘇聯人民演員米霍埃爾斯被謀殺的消息。^[41]

6月23日，作家協會理事會主席團決定重新吸收1946年被開除的阿赫瑪托娃和左琴科為作協成員。作家兼評論家К.丘科夫斯基得知這一消息以及《鱷魚》雜志有可能發表左琴科沉默時寫的短篇小說後，在自己的日記中寫道：“包括絕大多數文學家和藝術家將獲得新的生命！”^[42]

7月25日，作家謝爾文斯基因非黨詩人謝赫捷爾的詩集被出版社拒絕而給馬林科夫寫信。信中說：作為作協會員的專業作家不去找作協，而找自己的文友，說明“他對作協已不寄希望”。他接著批評，籠罩在作協內部的“惡劣氣氛”，“距社會主義藝術家自由創造、自由爭鳴的純潔氣氛太遠了”。寫信人還批評黨中央宣傳鼓動部，早在戰爭時期，為了把作家協會控制在自己的視野中，在作家中選拔了幾十名“有關系”的文學工作者，把他們安插到文學界各個部門，正是這些人占據了領導崗位，進而成為全俄無產階級作家協會和各雜志、叢刊、出版社編委會，甚至斯大林文學獎金評選委員會的頭目。他們擁有無限權力，官官相護，相互縱容，充分肯定自己，清除競爭對手，最終脫離作家，成了廣大作家所深惡痛絕的幫派。^[43]

8月22日《文學報》以И.沙米亞金《幸福時刻》小說的命運為例，批評“一些編輯和評論家不正確地幫助作家，卻促使他們偽造和通過不妥當的方法粉飾現實”，號召作家在那種情況下應勇敢地對抗批評者的非難。

詩人瓦·特瓦爾多夫斯基主編的《新世界》，在文學的“解凍”時期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雜志的8、9月號上連載了費·潘菲洛夫的《伏爾加河——母親》。小說主人公大聲疾呼：“忘掉規劃，想想人民的需要吧！”^{[44]潘洛娃的《一年四季》揭露了一個利己主義者和投機家的上層人物。作曲家阿·哈哈圖良說：“創作問題不能用官僚主義方法來解決。”[45]愛倫堡在《旗》雜志10月號上也提醒讀者：藝術上的統計和工業上的統計完全是兩碼事，契訶夫和高爾基，他們想寫什麽就寫什麽，喜歡什麽時候寫就什麽時候寫，而不受行政官員和作家協會的監督。}

《新世界》雜志12月號發表了弗·波梅蘭采夫《論文學的真誠》一文，作者大膽而激烈地批評了蘇聯文學的現狀。他認為，創作需要才華，首先要有真誠。有些作品之所以“裝腔作勢”、“矯揉造作”，“人物和環境全是憑空捏造出來的”，就是因為作者缺乏“真誠”。他指出，“一切公式化，一切非出自作者本意的，都是不真誠的。”而最壞的乃是“粉飾現實”。“粉飾現實”源遠流長，表現手法形形色色，五花八門：“憑空杜撰永慶升平的景象”；掩蓋生活中實際存在的“醜事和壞事”；回避矛盾和鬥爭。他告誡作家：“你如果總是要看某人臉色行事，你就是個壞作家。”千萬不要幹“估價行情”的蠢事。他還批評一些評論家“發出的不是聲音，而是回聲，沒有自己的獨到見解，而只是四處散播別人授予他的東西。”他甚至說：“那些追隨斯大林獎金的頒發而寫的文章，一般說來只是點胡椒面，而不是文學的概述。”^{[46]波梅蘭采夫的這些言論，立即引起了共鳴。古比雪夫的一位讀者在信中寫道：“普通的誠實人”早就發現這種醜惡的現象，並且憤恨至極，作家替老百姓說出了“大膽、實在而又公正的話”。這位讀者還表示：“所有有頭腦、熱愛真理的人們，都會理解您。”[47]作家B.杜金采夫在一次讀者座談會上也說：“我認為，波梅蘭采夫的巨大功勞在於，他第一次大聲喊出了誠實的必要性，他是在向我們的良知呼籲。”“因循成習的不誠實，不只是一個文學問題，而是全社會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