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學“解凍”的原因與蘇共文學政策的教訓

只有把文學的“解凍”放在俄羅斯文學發展的總進程中去研究，才能比較清楚地看明白文學“解凍”的原因以及它在俄羅斯文學發展史上的地位。同樣，只有弄清了文學“解凍”的原因及其意義，也才能使我們對俄羅斯文學的發展有一個更深切的認識。這就是筆者給本文加上一個“20世紀俄羅斯文學曲折發展的一個解扣”副標題的原因。

俄羅斯文學為什麽能得到高度發展，而且在蘇聯時代經歷了那麽大的曲折，迄今又能站到世界文學發展的前列？一個國家文學藝術的發展必須具備兩個基本條件：有國家和社會提供的豐富創作素材；有獨立的文學家隊伍。這兩者缺一不可，如果只有國家和社會提供的素材，而沒有獨立的、成熟的文學家隊伍，沒有他們深入地思考國家面臨的各種問題，從而用文學的手段加以反映和表現，也就不會有偉大的文學作品出現；同樣，有了文學家的隊伍，如果國家和社會存在的問題不緊迫、客觀條件不典型，或者作家不能真實地反映現實，也寫不出有代表性的、有震撼力的典型作品。

19世紀，俄羅斯處在不斷的大變動當中。一方面，統治俄國人民的農奴制度和沙皇專制制度已成為阻礙國家和社會發展的桎梏。從1825年的十二月黨人起義開始，革命運動接連不斷，幾乎每過20年革命就跨入一個新階段；另一方面，隨著俄羅斯不斷地向外擴張，國家的領土占了地球陸地的1/6，統治了100多個民族。國內的民族矛盾和國際上同歐洲大國之間的矛盾也常常達到十分尖銳的程度。克裏米亞戰爭失敗以後，連沙皇也感到不能照常統治下去了，1861年進行了農奴制度的改革，試圖通過由上而下的改革使國家轉向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沙皇政府進行農奴制度改革，主要目的在於維護和鞏固自己政權的基礎，對取得土地的農民規定了極為苛刻的條件，社會基本矛盾並未得到很好解決，而且，由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又增加了新的社會矛盾。這種大變動及其引起的社會變遷和各種復雜的社會問題就為文學家提供了豐富的思考和創作的素材。這就是俄羅斯文學發展的客觀條件。

國家和社會的大變革是以社會思想的進步為先導。從十二月黨人和普希金開始，許多偉大的思想家和文學家都為解放祖國、擺脫農奴制度和專制制度而呼號。在19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上半葉，先後活躍在俄國思想戰線上的幾位偉大的民主革命思想家赫爾岑、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他們同時又是文學家、文學評論家，不僅進行了民主革命的啟蒙運動，而且還接受了早期的馬克思主義，為俄國的社會主義提供了一定的思想資料，對俄羅斯文學的發展也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在普希金之後，俄羅斯相繼出現了一大批著名文學家：尼·瓦·果戈理、米·尤·萊蒙托夫、伊·屠格涅夫、尼·阿·涅克拉索夫、列·尼·托爾斯泰、費·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米·耶·薩爾蒂科夫-謝德林以及安·帕·契訶夫、弗·加·柯羅連柯等。這些文學家的思想、藝術風格各有不同，但卻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他們都站在反對現存制度的立場上，對現實持批判主義的美學觀。普希金的詩歌表達了青年一代渴望自由的心情，辛辣地諷刺了沙皇制度的反動與腐朽。果戈理用自己天才的幽默才能鞭打和諷刺了農奴制度和沙皇專制制度。萊蒙托夫的詩歌富有反抗情緒和浪漫主義傾向。屠格涅夫是對俄羅斯心臟的跳動最為敏感的作家。涅克拉索夫的詩歌氣勢磅礴，同情農民，為人民的自由歌唱。托爾斯泰被稱作“俄國革命的鏡子”^{[72]，他的作品對農奴制和資本主義的剝削、對國家、對統治階級、對官辦的教會、對黷武主義，均表示深惡痛絕。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天才的描寫心理的作家。他敏銳地抓住了那個時代的社會矛盾，揭露了人們在金錢勢力支配下復雜而痛苦的感受，同情那些生活上毫無保障、受盡壓迫的人們，熱烈向往道德高尚而美好的生活。薩爾蒂科夫-謝德林是天才的諷刺作家。知識分子擺脫統治者的控制，堅決站在反對沙皇政權和現存制度的立場上，證明他們已經成為獨立的社會力量。俄羅斯文學家是組成獨立知識分子隊伍的重要部分。獨立知識分子隊伍的產生是俄羅斯由傳統社會向現代文明社會開始轉變的標志之一。正是因為19世紀的俄羅斯文學家取得了獨立的地位，每個作家才能獨立自主地深入思考國家和社會面臨的實際問題，自由地發揮自己的才能，創作出許多不朽的偉大作品。}

19世紀90年代初到1917年10月這大約1/4世紀，是俄國歷史上一個十分特殊的時期。一方面，這時候俄國的經濟、政治、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另一方面，俄國政治、經濟卻面臨重重危機。國內的各種矛盾，地主和農民之間的矛盾、各少數民族和大俄羅斯民族之間的矛盾、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和沙皇政府之間的矛盾，加上為爭奪殖民地和勢力範圍，俄國同歐洲資本主義大國以及日本之間的矛盾，俄羅斯成為世界各種矛盾最集中的地方。日、俄戰爭中，俄羅斯的失敗立即引發了1905年的革命。在這次革命中產生了各種政黨和團體。沙皇政府被迫發表了建立國家杜馬的宣言。但是，革命運動最終失敗。革命失敗後，國內的各種矛盾更加尖銳和激化。知識界圍繞國家和社會面臨的種種問題，圍繞革命還是改革、繼續采取激進鬥爭還是改行社會改良和人的精神革命等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19世紀產生的各種思想和政治流派：自由主義、民粹主義、無政府主義、經濟主義、立憲民主主義、馬克思主義以及在俄羅斯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宗教哲學及其神秘主義等，這個時候都在宣傳自己的主張，企圖影響俄國的政治走向。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寄希望於工業的發展與新興的革命階級，主張進行有組織的群眾鬥爭，直至用暴力推翻舊制度，建立無產階級的專政。立憲民主黨則主張建立君主立憲制度。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主張漸進，先建立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共和國。實踐已經證明，改革和革命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由上而下的改革總是要維護統治者的利益，會使勞動人民付出長期沉重的代價。激進的革命運動必然引起暴力沖突，不僅人民會付出血的代價，而且革命後由於人民群眾的民主素養差，能否建立起民主和文明的社會，是一個現實問題。另一些文化人士在刺殺亞歷山大二世、特別是1905年革命失敗以後，深信革命途徑的不人道，提出了精神革命的思想，認為重要的是完善人的內心世界。對於這些爭論，普列漢諾夫曾感慨地說：俄國一直處於啟蒙還是革命的兩難之中，鑒於人民的覺悟和文化水平低下，就應該先進行啟蒙，但這卻受到統治者的阻撓；為了排除啟蒙的阻力，只能先推翻專制政權，但舊政權推翻後，又因為人民群眾的覺悟和文化水平低下，建立不起真正的民主政權。各種思想同時存在並進行激烈的爭論，正是俄羅斯面臨的問題復雜、歷史抉擇困難的表現，也是知識分子有了獨立地位的表現。所有這些困擾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問題，同樣也困擾著文學家。對文學家來說，同這些問題直接相關的就是如何看待人和社會歷史的關系。建立在因果決定論基礎上的批判現實主義美學理論顯然遇到新的挑戰，現實促使文學家尋求新的思維方法。世紀之交，西方先進國家在科學技術和思想意識上發生新的變化。量子力學的產生，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問世，使人類的思維方式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白銀時代文學的多元美學思維以及在這些美學思維影響下產生的文學作品，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產生的。布爾什維克站在自己單一的革命意識的立場上，把這個時期看作知識分子思想上的混亂，甚至是“知識分子的卑鄙可恥的時期”，顯然是對這種多元思想爭論一種簡單化的“唯我獨革”的看法。如果認真研究一下20世紀的俄國歷史和俄羅斯文學的發展史，就會對這個問題有不同的看法。當時，以H.別爾嘉耶夫、C.布爾加科夫等為核心的宗教哲學家和政論家出版了《路標》文集。他們指出：狂熱信奉任何理論綱領都帶有危險性，輕信某種社會理論具有普遍價值是沒有道理的，並批判了激進主義者自身固有的弱點。《路標》派的觀點當時受到革命派的批判，而在今天看來，他們的觀點並非完全沒有道理。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出現了白銀時代的文學熱，人們希望從這些文學作品中汲取對國家和社會發展有益的營養，就是一個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