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十月革命後蘇聯文學發展的曲折道路

1917年的俄國革命，不只推翻了沙皇政權，而且緊接著又打倒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建立了蘇維埃政權。連續不斷的革命風暴在蕩滌舊制度“汙泥濁水”的同時，也打斷了在多種審美思想基礎上蓬勃發展的文學大潮。托洛茨基在他的《文學與革命》一書中說：“十月革命似乎以自己的直接行動扼殺了文學。詩人和藝術家沉默了。”^{[5]革命與文學發生了沖突。一方面，堅持單一意識形態和一黨專政的布爾什維克，把信仰其他世界觀的知識分子看作潛在的敵人，把世紀之交的多數文學家歸諸地主、資產階級的營壘；另一方面，大部分知識分子被革命暴力和革命後國家的殘破、社會的分裂、文化的凋零和生活的艱難等現象所震撼。文學家的隊伍發生了分裂：一部分人為了生存消失在民間，後來從事了各種具體的事務；相當一批作家對革命和新政權抱懷疑和批判態度，內戰中倒向白軍，後來移居國外。到1922年，逃到歐洲國家的作家有蒲寧、吉皮烏斯、巴爾蒙特、雷米佐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庫普林、安德烈耶夫、什梅廖夫、阿·托爾斯泰、胡達塞維奇、茨維塔耶娃、維·伊萬諾夫、謝維裏亞寧以及其他數百名詩人、小說家、散文家和記者。俄羅斯的文學中心幾乎轉移到國外，只有一部分文學家留在國內。}

國內的文學活動是逐漸恢復的，而且一開始就面臨著抉擇：是重新創立無產階級的新文學，還是讓文學在已有的基礎上發展？當時有三種主要力量影響著文學恢復的取向。首先是執政黨的立場和主張：為了鞏固自己的新政權，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人一方面希望能表達革命意識並描繪新社會秩序的文學作品盡快出台，以教育群眾；另一方面，列寧在1905年就提出，文學“是無產階級事業的一部分”、是一部大機器上的“齒輪和螺絲釘”^{[6]的重要論斷。革命後，黨的領導繼續堅持這一觀點，決定把包括文學在內的文化工作交由教育人民委員會領導。}

在國內的白銀時代的文學家是文學恢復和發展的現實存在。他們當中最早投向革命、為革命歌唱的是少數傾向左派社會革命黨、代表農民意向的作家和以馬雅可夫斯基為代表的部分未來主義者。他們用自己的意識詮釋這場革命。象征派大詩人勃洛克1918年寫了長詩《十二個》，是革命後第一部重要作品、“個人藝術的天鵝之歌”。^{[7]作者把革命描繪為一場農民的暴動。在彼得格勒被大雪封困的12個行兇搶劫的紅軍士兵，他們仇恨舊世界，夢想美好的生活，最後以基督出現象征革命和未來。謝爾蓋·葉賽寧（1895～1925）是20世紀頭10年顯露頭角的農民詩人。他從農民的立場歡迎革命，歌頌革命。他所向往的是，革命能夠導致一個平等和諧的社會，回到原始民主的農民村社生活去。弗·馬雅可夫斯基（1893～1930）把自己的未來主義看成共產主義的先鋒，組成“左派文化陣線（列夫）”，以高昂的熱情，為革命寫詩、寫戲，放聲歌唱。這些作家受到革命政府教育人民委員盧那察爾斯基（本人也是文學評論家和詩人）的熱情支持，而列寧並不認為他們是共產主義者。其他許多作家是在克服了革命初期的震驚和疑慮以後，在20年代初相繼開始了文學活動的。}

在國內存在的另一種力量是：十月革命前夕在彼得格勒成立的群眾性文化組織——無產階級文化協會。這個由亞·波格丹諾夫領導的組織，主張建立“純粹無產階級的文化”，被稱為“無產階級文化派”。革命後，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繼續活動，而且大力組建和爭取中央和地方的各種文化組織，力爭對文化工作的領導權。布爾什維克黨內不少領導人也傾向無產階級文化派的主張。1920年10月初，列寧提出：“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和官僚社會壓迫下創造出來的全部知識合乎規律的發展。”^{[8]接著在給全俄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起草的《決議草案》中寫道：“無產階級文化協會的一切組織必須無條件地把自己完全看作教育人民委員部機關系統中的輔助機構，並且在蘇維埃政權（特別是教育人民委員部）和俄國共產黨的總的領導下，把自己的任務當作無產階級專政任務的一部分來完成。”[9]無產階級文化派在1920年10月成立了全俄無產階級作家聯合會，簡稱“拉普”。1923年成立了莫斯科無產階級作家聯合會，簡稱“伐普”，並出版《在崗位上》雜志，形成一個文學批評流派。他們堅持：任何藝術反映的僅僅是階級的經驗和世界觀。要嚴格地按照階級界限劃分文學，劃分整個藝術，對包括19世紀俄羅斯文學在內的一切過去的文學和馬雅可夫斯基的未來派都抱否定態度，要建立一種“嶄新的”無產階級文學。“拉普”是20年代初最大的文學團體。他們的主要文學批評家是C.羅多夫、Г.列列維奇、Л.阿韋爾巴赫，加入聯盟的著名作家有A.法捷耶夫、Д.福爾曼諾夫、Ю.李別金斯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