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蘇維埃政權與立憲會議（第6/13頁）

影響立憲會議命運的深層因素

立憲會議最終未能在俄國政治生活中發揮作用，這是俄國現代化進程曲折性的又一例證。除了當時的政治鬥爭和思想認識方面的因素外，影響立憲會議命運的還有其他一些值得關注的因素。

驅散立憲會議前後，俄國社會對這一事件發出了不同的聲音，表明俄國社會對於立憲會議的態度遠非是一致的，從而也說明了立憲會議的社會基礎還是有限度的。

一方面，在蘇維埃政權為驅散立憲會議進行準備工作期間，士兵和工人中曾發生過抵制行動。1月3日，軍事人民委員克雷連科親自到伊茲馬伊洛夫斯基團，為驅散立憲會議做動員，希望瓦解他所說的“這裏的軍營充斥的嚴重的反革命情緒”。但在這裏，他沒有獲得成功。社會革命黨得到布爾什維克要調動波羅的海艦隊的水兵上街遊行反對立憲會議的消息後，於1月3日在第二波羅的海艦隊舉行會議。在一些有感召力的發言之後，一個水兵情緒激昂地叫道：“弟兄們，同志們，讓我們宣誓決不去反對人民的立憲會議。”下面叫道：“我們宣誓！”“跪下，同志們，跪下！”數千水兵雙膝跪下：“我們宣誓決不去反對立憲會議。”水兵們履行了自己的誓言，1月5日沒有上街。^{[166]在1月5日前一個工廠集會上，主持會議的布爾什維克斯米爾諾夫號召：“同志們，我們必須、也能夠驅散立憲會議，因為已經很明顯，立憲會議浸透了資產階級的偏見並傾向於反革命。”但他遭到最高綱領派成員、工人施馬科夫的反駁：“不對，布爾什維克同志們。你們不能這樣做。這樣做不對。要知道你們是在破壞全體人民的特有權力，是人民選出了這個全俄會議。如果你們這樣行事，那麽請記住，俄國人民和俄國無產階級將永遠不會原諒你們的這種暴力。”[167]立憲會議被驅散後，從各地仍然繼續不斷地給立憲會議發來祝賀和支持的信件。在很多城市發生了保衛立憲會議的示威遊行，在莫斯科等地的示威中有人員傷亡。高爾基寫了《從一月九日到一月五日》一文，認為立憲會議是一個將給全體俄國民主派以自由表達自己意志的可能性的機構，他把1918年1月5日比作1905年1月9日，代表了左翼知識階層對立憲會議的態度。直到1918年1月底，立憲會議的話題仍未從報刊上消失。}

但另一方面，也有對蘇維埃政權驅散立憲會議持肯定態度的力量。左派社會革命黨作為布爾什維克的盟友不僅事先認可了驅散計劃，而且在立憲會議開幕式上與布爾什維克采取了一致行動。在蘇維埃三大上支持批準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驅散立憲會議法令的，除了布爾什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外，還有部分以馬爾托夫、唐恩為首的孟什維克左翼。地方蘇維埃對驅散立憲會議一事也都基本上持肯定態度，如莫斯科蘇維埃在1月8日決議中贊成驅散立憲會議，認為“立憲會議一開始就試圖以自己的工作把工人、士兵和農民的鬥爭成果從人民那裏奪走”。著名社會革命黨評論家斯維亞季茨基指出，右翼力量對立憲會議的態度也是消極的，他們也高呼“打倒立憲會議”，但“右翼資產階級出版物叫喊‘打倒’只是因為立憲會議沒有滿足他們。……人民權力符合他們利益時，高喊萬歲，不符合他們利益時，高喊打倒。……在最後時刻，我們社會力量的左翼和右翼都背叛了民主主義”。^[168]

更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是，驅散立憲會議並沒有在社會上引起普遍的強烈的反應。社會革命黨立憲會議代表米諾爾談到了他們離開塔夫利達宮以後的內心感受：“怎麽辦？接下來該怎麽辦？……要知道，如果人民不支持我們，不以威嚴的聲音表示需要我們的工作，我們就是軟弱無力的。但是，人民保持沉默。”^{[169]斯維亞季茨基也深深地為“人民對我們被驅散的那種冷漠”而感嘆，他認為正是這種冷漠使得布爾什維克“能夠對我們揮揮手說‘回家去吧’”。[170]}

俄國立憲會議的命運與俄國的社會發展水平也是有關系的。俄國還沒有形成立憲會議能夠依靠的比較成熟的社會階層，還缺乏足夠強大和牢固的支持立憲會議的社會基礎。當時的俄國還是一個農民的國家，居民的4/5是農民，其中2/3是貧農，1/5是中農，只有1/6～1/7是殷實農戶或富農。在人數較少的城市居民中，資產階級不成熟，無產階級人數不多，小資產階級就其社會經濟狀況而言實際上是半無產階級，此外就是人數不多的官員和弱小的知識分子。^[171]

俄國這種社會結構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反映就是居民的整體政治素質和文化水平較低，社會政治思想和實際生活中的理性和妥協的成分較少，空想和極端的因素較多。這種情況正是二月革命後的現實。“在俄羅斯，形成西方類型的政治民主制度所必須的社會文化前提還很薄弱。大多數人對於諸如國家、民族、法制這樣一些通過社會文化長期發展形成和獲得的抽象價值還很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