綿羊世界（第4/6頁）

道德倫理永遠是與實際利益沖突著的。官方永遠在宣揚著聖人式的道德指標，而對這類宣傳信以為真的人卻經常成為被社會秩序迅速淘汰的對象。

當然，其中也有極少數人幸存下來，並且為自己贏得顯赫的聲名。著名的海瑞就是非常接近聖人標準的一位，他的家徒四壁似的清廉使他注定只能成為一個戴著光環的榜樣而無法為更多的人效仿。對於整個社會，海瑞式的人物起著一廉遮百醜的重要作用。對於皇權來說，海瑞的這種作用怕是要比他實際的政治作為還重要上不知多少倍，因為把特例混淆成典型能夠極大地有助於社會的穩定。而在一些冷眼旁觀者看來，這樣的情形卻正應了《老子》中的名言：“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三

笙歌西第留何客，煙雨南朝換幾家。

——孔尚任“煙雨南朝”用詞工巧，明朝歷十七帝的江山終於變做了“南明”。“揚州十日”之後，多鐸的軍隊開始逼近南京。這時候的南京，不再是大王朝的帝都，而是南明弘光小朝廷的首府。

當初，朱元璋對全國子民加強思想鉗制，八股取士，把“四書”限制在朱熹的《四書集注》的思想框架裏，參加科舉考試之人不得有任何的個人見解。科舉制度給平民百姓提供了改變命運的機會，但是，這就像是一筆交易：任何人，如果想要改變命運，想要獲得晉身之階，就必須放棄個性而養成奴性，放棄思考而一味順從，這簡直和西方傳說中的為了獲得現實利益而把靈魂出賣給魔鬼的故事一樣。

現實利益的誘惑是巨大的，趨利避害是人的天性，當誘惑足夠大的時候，有幾個人還情願孤高自重呢？況且，即便有人想孤高自重也是要承擔巨大的風險的——在明王朝初立的時候，科舉的作用還沒有形成，朱元璋迫切網羅人才任職做事，他的出發點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對那些拒絕被網羅的知識分子便不惜采取強硬手段。在朱元璋親自編定的《禦制大誥三編·秀才剁指第十》裏面，記載著一段這樣的事情：貴溪儒生夏伯啟叔侄不願被明政府征召為官，雙雙剁下了左手拇指以示決心，結果被朱元璋砍頭抄家。這樣的做法，在歷朝歷代的開國時期都屬極為罕見。

雖然，後來的科舉制度更加強調“胡蘿蔔”的作用，但“大棒”的余威卻並沒有就此消散。在胡蘿蔔與大棒之下，天下臣民漸漸按照朱元璋的心願變成順民，變成具有奴性的順民，而讀書人更是成了奴性最強、偽性最重的一個階層。回顧宋儒張載的口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此際當已成為廣陵絕響了。從這個角度來看，朱元璋也許更希望自己成為一大群綿羊的頭領，而不是做一位人間的君王。

朱元璋為了培養順民當真煞費苦心，親自審讀“四書”，結果發現《孟子》當中充滿著“叛逆”思想。據說，當朱元璋讀到其中“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一句時，大怒道：“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於是，刪去《孟子》書中八十五條，包括“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等語。

（按：我在上本書“揚州：選擇與遺忘”一節中，萬語千言其實主要便圍繞著“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一句話，探討即便不考慮處在第三位的“君”，而“民”與“社稷”孰先孰後——也就是約略用現代概念表述為人權與主權孰先孰後——的問題，本文中又將進行對“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的闡述，竟然同是《孟子》中被朱皇帝刪節的句子。）

但是，英明神武的朱皇帝忽略了這樣的一個事實：“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單以這句話而論，它表明的道理是客觀存在的，是先賢從社會現實中總結出來的經驗之談，所以，即便把這句話從教科書裏徹底刪除，即便讓全天下人都接觸不到這一句“大逆狂言”，但人心和社會卻都是按照這個規律走的。這就像即便你能把所有文字中和太陽東升西落有關的話全部刪除，也改變不了太陽每天東升西落的這個客觀存在。

所以，朱元璋制定律法再完善，再嚴密，懲治“貪官汙吏”再果斷，再狠辣，但既有權謀機心在先，又有隨意司法在後，而順民們偽順之道即是權謀之道，最終，還是一場場以權謀對權謀的博弈。君待臣以權謀，則臣待君以權謀，“君視臣如草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四

形勝當年百戰收，子孫容易失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