綿羊世界（第2/6頁）

洪武年間最駭人的刑罰當屬“剝皮實草”：凡受賄數額在六十兩以上的官吏，梟首後在地方衙門旁邊專設的“皮場廟”剝皮，皮被剝下以後被填上稻草，擺在衙門的公座邊上，起著殺一儆百的作用。讓人覺得還算人道的是，這畢竟不是活剝。

“剝皮實草”雖在後世史家中尚存爭議，但朱元璋在吏治方面用刑之苛、之酷確屬歷代所罕見。如此的用刑之酷和牽連之廣，乍看上去，很容易使人以為是後來魏忠賢麾下的東廠作風，但這兩者之間的重要不同是，洪武年間的風格更加注重律法。歷朝歷代，似乎很難再找到一個皇帝能夠在對律法的重視程度上和朱元璋媲美，朱元璋在建國之初即把綱紀法度的建設明確作為國家的首要任務，他認為這樣做可以起到提綱挈領、綱舉目張的作用。

朱元璋對律法的建設幾乎到了事必躬親的地步，在刑部尚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的時候，每完成一篇，便要謄寫給朱元璋一份，由朱詳審裁定。這僅僅是眾多同類例子中的一個，就以此來窺一斑而知全豹吧。

除此之外，對待那些文臣武將們，朱元璋還有著另外的一手——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先後發布了《鐵榜文》、《資世通訓》、《臣戒錄》和《至戒錄》，苦口婆心地告誡大家，效忠皇帝是如何的重要，是如何的光榮，而欺瞞犯上又是如何的不可取，如何的會傳為千古罵名。朱元璋甚至還鼓勵儒生們去向一眾武將宣揚忠烈死節的道理，總之，朱元璋的確用心良苦。

但是，皇權的獨攬、律法的制約和思想政治工作的開展還是不足以使朱元璋放心。對權力的極端欲望使朱元璋有點像一名心理變態的丈夫——他時刻擔心著鄰家男人會動他妻子的念頭，雖然這個鄰家男人看上去老實本分，忠厚和善，對自己的妻子從沒有多看過一眼，對自己也一向以禮相待，但是，這個丈夫還是非要殺掉鄰家男人才能放心，因為，鄰家男人就算再怎麽老實本分，忠厚和善，但畢竟是一個男人，這就始終構成著染指自己妻子的潛在危險。只有把這僅有的一個潛在危險也連根除掉，這名心理變態的丈夫才能真正地放下心來。

二

自上而下地全面、嚴格地整頓吏治，歷來是中國百姓最樂於看到的事情，我們很容易就可以想見百姓們得知腐敗的官員受到酷刑懲罰的時候該是怎樣一種歡天喜地的心情。在這樣的事態下，法外施刑的屢次發生並不會讓更多的人產生憂慮，相反，多數人倒是欣慰於看到腐敗官吏受到最殘酷的懲罰，而無論這種懲罰是否屬於律法系統合乎程序操作的結果。最高統治者的法外施刑很容易被更多地視為英明決策，在這裏，程序正義是退居其次，甚至是無人關注的，一個良性的、可以自動運行的律法系統和監督系統也落到了人們的視野之外。要知道，這些嚴刑峻法的實施，並不僅僅是依賴官僚機構的制度化操作，皇帝本人所起到的作用實在非常之大。朱元璋把皇權發展到高度集權的地步，廢除中書省與丞相，幾乎一手總攬天下事務。

更為重要的是，朱元璋頒布一系列律法的出發點也並非本著“以法治國”的目的，依然是中國歷史上慣常的“以權謀治國”的方式方法。在他的眼裏，律法僅僅是諸多治國權謀中的一種，正如“百姓利益”在一些“英雄人物”那裏通常只是一種途徑而非目的，只是一種口號而非本質。

所以，雖然洪武年間的法律體系已經在皇帝不遺余力的力抓之下而相當完善了，但是，此時司法上的不完善程度卻足以與立法上的完善程度一爭高下。對於廣大官員和士紳階層來講，小心謹慎不去觸犯律法並不能確保自己的安身立命，甚至，這兩者之間還常常毫無必然聯系。

那麽，其間真正的“聯系”是在哪裏呢？

我們不妨把皇權和官僚集團想象為統治階層中的兩大派系，派系之間尋求的是一種平衡，朱元璋為了使這種平衡能夠在自己的任上保持下去，並且還能安穩地持續到他的繼承人那裏，就不得不想盡辦法“傾軋”官僚集團，使官僚集團的力量弱化到能夠和自己的繼承人取得平衡的地步，因為，繼承人的力量到底是不如自己的，而皇權與官僚集團間的力量平衡才能保障政權的穩固。

一個廣為人知的故事是，太子朱標曾經勸說朱元璋不要殺人太多，朱元璋氣憤得把一枝荊棘摔在地上，讓太子揀起來。荊棘多刺，太子難以下手，朱元璋把荊棘上的刺全部削光，把光禿禿的荊棘塞到太子手裏，說：“我這些做法，都是在為你削除荊棘上的尖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