綿羊世界（第3/6頁）

朱元璋的顧慮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自己是可以“說了算”的，但在自己百年之後，繼承人還能不能“也說了算”。為此，朱元璋一方面需要剪除一些官僚集團中的強勢人物，一方面也需要在吏治當中鐵腕立威。從這點上看，官僚集團不僅僅是皇權的統治工具，也可以被看做是與皇權相制衡的一大派系。於是，我們可以理解，歷史上的很多事情都無非是皇權與官僚集團之間為了尋求平衡或者打破平衡而運用的權謀手段的結果。

出於權謀術的考慮而進行的鐵腕反腐必然在先天上就存在弊端。反腐行動是自上而下的，法外施刑的泛濫說明了它並不著意於建立一種完善的、可以自行運轉的律法體制，而骨子裏又有著制衡官僚集團的這一深層原因，於是，合理有效的監察機制就更是不必要，甚至根本就不應該存在的。皇權所追求的是一種“說了算”的制衡結果，追求這種結果自然也就不需要什麽“程序正義”。

集中了政治精英的官僚集團不會不明白個中三昧，他們深切地懂得，反腐行動與百姓利益之間並沒有任何實質關聯，他們面對的只是來自於皇權的權謀手段，便自然也以自己的權謀手段去做出應對。事情的另一面是，在和皇權派系相對的官僚派系中，還分裂著若幹個小派系，這些小的官僚派系既要與作為對立派系的皇權一方鬥智鬥勇，還要想方設法地利用皇權的力量來傾軋其他的官僚派系。於是，吏治的整頓往往並不像草根階層所看到的那樣某某官僚因為貪汙受賄、營私舞弊而受到了毫不留情的制裁，而是這個倒黴蛋被他的敵對派系借著整頓吏治的理由而加以迫害——雖然“受害者”本人就其受到的制裁來講往往並不冤枉，但他的對手們，那些打著整頓吏治旗號而整垮他的另一派系的官僚們，其自身也不會比這個“受害者”更加幹凈多少。而皇權又正好借著官僚集團之間的派系傾軋來整治作為皇權派系對立面的整個官僚派系——這是一個復雜的博弈過程，而朱元璋正是這類博弈運動中的佼佼者。單看洪武年間最著名的胡惟庸和藍玉兩案，前後歷時十四年，牽連至死的足足有四萬五千多人，而後的空印案和郭桓貪汙案再起巨大波瀾，不但官員被嚴辦了無數，追贓還波及到了全國各地的很多富戶那裏，導致大批富人破產——這讓人禁不住懷疑：借此大量斂財之舉到底是摟草打兔子的結果還是其本身就是當初的直接目的之一？在這個過程當中，自然會有一些腐敗官吏受到懲處，自然會有一些為富不仁者受到制裁，也自然會有一些地方得到相對的太平，老百姓歡欣鼓舞，而究其原委，這些所謂“戰果”卻大多只是權謀鬥爭之下的副產品罷了，也就是說，老百姓以為惡狗被好人打了，其實卻是一群狗被另一群狗咬了。但是，從副產品中得益的百姓們卻不明白個中三昧，想當然地認為這個“副產品”就是“正式產品”，就是原始目的本身，因而歌功頌德，詠嘆皇恩浩蕩。

但這“副產品”從源頭上就注定了它的不可持續性和不確定性，而“不確定性”更為讓人恐懼，因為，你雖然有可能成為一場上層社會博弈的受益者，也同樣可能被莫名其妙地牽連進去，成為受害人。

另一方面，權力集團的博弈使得人事的任免主要取決於忠誠而非能力。無論對於皇帝也好，還是對於某一個官僚派系也好，對某個人的任用或者貶謫甚至罷免，很大程度上和這個人稱職與否沒有直接關系，倒是此人對自己的忠誠度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百姓們對青天大老爺的天真期待往往成為泡影。

在洪武年間的權力博弈中，朱元璋無疑是最後的勝利者。一些老百姓因之受益也好，一些士大夫因之無辜受累也好，都並非這屢屢整頓官場的真實目標，自然也就不是最高權力者在意的事情。而對於百姓而言，國家不是他們的，在家天下的時代裏，他們只是帝王的私產，無論被恩典著還是被虐待著，他們通常都只有默默接受的份兒。雖然有時候，“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雖然這句話本身在當時還沒有出現）之類的主張被一些百姓與知識分子天真地曲解為自己以及自己所在的階層就是“天下”的一分子，就是江山社稷的主人之一，但有著這類想法的人在實際生活中不是因為很快就遭遇瓢潑澆頭的冷水而有所醒悟，就是被社會殘酷地淘汰出局。主流方面是，在一個權謀的大環境下，許許多多的人也有著自己的一套小權謀，必須更多地通過與他人的博弈而非自身的正直努力來贏得生存與發展的機會。在長期的博弈過程中，權謀漸漸演化成了一種根深蒂固的習慣，無論在何種環境下，人們都會不自覺地運用權謀的思維方式來應對環境，解決問題。無疑，通曉權謀者是不被人喜歡的，但大環境就是如此，所以，中、下層不但受到上層建築潛移默化的熏陶，自身的實際利益又往往很難依靠正當手段來得到保護——除了權謀與心機之外，他們還能靠什麽立足於這個世界之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