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半明半滅大明朝崇禎帝的自殺和鳳子龍孫的下場（第3/29頁）

早期的農民暴動，無非是一群想找口飯吃的烏合之眾，無組織、無紀律，無任何明確目標，看似成千上萬，實際上是一大幫拖家帶口的饑民流民，明朝正規官軍如果認真加以對付，這些人馬上就會作鳥獸散。而且，領導暴動叛亂的人中，不少是當地土豪世家子弟或者是明朝邊軍的中下級軍官，為避免事發後暴露身份連累親族，他們紛紛自起諢名綽號。農民戰爭發展到中晚期，聲勢漸熾，首領們紛紛以本來姓名示人，“綽號”使用越來越少。

明末農民暴動，最早當推崇禎元年延安的府谷人王喜胤（澄城縣的造反規模太小，忽略不計），因當地大饑荒，他率楊六、“不沾泥”等人四處掠搶富民家裏糧食，“相聚成盜”。與白水縣王二會合後，這夥人已有五六千人的規模，他們攻破宜君縣城，大肆搶劫一番，竄入延安一帶的黃龍山。後來的“大西王”張獻忠，就是首先加入王嘉胤的隊伍。

張獻忠本人是延安衛人，年輕時可能在延安府當過捕役，也可能當過邊兵，在榆林衛的洪承疇手下賣過力（這是他1645年在成都當“皇帝”後自吹自擂，不一定是真），但肯定的是，此人絕非一般因饑而反的順民，應該是在衙門或軍門裏混過的有不少入世經驗的老油子。由於在與官軍作戰中勇敢能殺，他自己很快有了一支武裝，自號“西營八大王”，所以，相比李自成，張獻忠絕對是“革命”老前輩。

至於李自成，雖然多年來一直說他是“農民領袖”，其實他本人並非農民，而是一個下崗驛卒，是有鐵飯碗吃官家飯的“城裏人”。他生於米脂，小名黃娃子，成年後到圁川驛（銀川驛）充當驛卒。

明代，十裏置鋪，六十裏置驛。本來，驛站制度原本為政府官員提供舟車、馬匹、夫役、郵傳方便，是很有必要的“公家”設施。隨著明朝社會的全面腐化，驛站制度日益成為不少官員謀利的工具。他們往來經過驛站時，常常敲詐勒索驛站，損公肥私。明朝驛夫、馬戶為了應付“官家”的差事，有時甚至傾家蕩產。舉例來講，大驛站一年應該供銀五萬，但實際發下來只有一至兩千，縣官自己按“倒”扣四百後，剩下的交給驛站。這一點銀子，根本不夠日常開支。即使如此，明政府內有人還打驛站的主意。

崇禎二年，給事中劉懋奏言整頓驛站。他出發點不錯，通過整頓、精簡，可以節省國家經費開支，抵消新餉。搞了一年多，裁撤數萬驛卒，共省下六十八萬兩左右的白銀——這區區六十八萬兩白銀，事後證明，恰恰成為明王朝滅亡的代價——由於裁減驛卒，李自成下崗，這位爺無奈之下，憤而參加農民軍，“奮臂大呼，九州幅裂。”所以，七品給事中的一紙奏文，在把大明朝送入歷史黑暗的深淵的進程中使勁加了一把大力。

李自成登高一呼，饑民齊集，一天就得千把人，轉掠四方。由於在政府部門做過事，他很會組織安排，十來天內就發展到數千人，往來奔竄，自號為“闖將”（關於“闖將”的名號，不少當代和明末、清朝的學者，包括姚雪垠先生在內，均認為李自成是“闖王”高迎祥手下。其實二人根本沒有關系，更不是舅甥關系。他後來的老婆高氏也和高迎祥無關。“闖王”、“闖將”皆造反諢名，是並列關系，不是從屬關系）。

饑民四處造反，府縣官員們都是一樣，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總是上報說是“饑民”餓極了惹事，認為到來年春天有活幹有糧食有指望時，事情會自動平息。可巧，老天弄人，陜西等地連年幹旱，饑荒越鬧越大，造反之人越來越多。待明朝中央政府真正正視這件事時，小打小鬧搶糧食的饑民暴動，已經發展成有規模有計劃有組織的造反了。

崇禎皇帝為解決問題，派左副都禦史楊鶴去任陜西三邊總督。

由於剛剛經歷了皇太極破邊入口殺至京城腳下的危機，各地抽調了不少精銳部隊抵至京畿地區。楊鶴眼見陜西各處農民軍規模龐大，手中兵少剿不過來，就主張以招撫為主，提出要實實在在解決饑民的吃飯問題，然後使饑民解散，由政府發給耕牛農具，讓農民規規矩矩種田當順民。

這種安撫策略雖然花錢多，但效果大，農民各安其業，不再會復出為盜。農民耕田有收成，生產恢復，政府可從賦稅中回收銀兩，良性循環，應該可以解決問題。

崇禎皇帝覺得有理，發詔照準。由於當時不少農民軍已經轉入山西境內，陜西只有“神一魁”農民軍的勢力最大。聽說官家招安，自己能當“幹部”，“神一魁”率著六七萬人就到了寧州，正式投降，被楊鶴授予守備一職（上校團長）。入夥的饑民紛紛領取“印票”（回鄉證），領銀子後各自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