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半明半滅大明朝崇禎帝的自殺和鳳子龍孫的下場（第4/31頁）

千刀萬剮，明朝就是這樣對待袁崇煥這樣一個大忠臣。

被殺前，袁崇煥作《臨刑口占》，依舊對大明朝忠心耿耿：

一生事業總成空，半世功名在夢中。
死後不愁無勇將，忠魂仍舊守遼東。

大英雄被剮之時，緊咬牙關，欲哭無淚，只能仰望蒼天，讓冤報嘆息回蕩於自己的胸腔之中！

可笑又可悲的是，崇禎帝至死不悟自己中了皇太極反間計，甚至連入清後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明末大才子張岱（寫《陶庵夢憶》那位），也在書中把袁崇煥列為明朝逆臣。最終為袁崇煥“平反”的，竟然是“韃子”皇帝乾隆。這真是個歷史的黑色幽默！如果羅貫中地下有知，知道自己的《三國演義》多少年後被後金的首領皇太極當作“兵書”來使，以“蔣幹盜書”為原型讓崇禎殺掉大明頂梁柱袁崇煥，羅老先生肯定會在地下憤怒高呼不已。

遍地烽煙——以油澆火的“平賊”

崇禎帝繼位以來，用人不當，自然是不可推卸的主觀責任，但罕見的自然災害，也是明朝滅亡重要的客觀原因。壞運氣，是每個王朝滅亡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從朱由檢繼位的第二年，即公元1628年，陜北突遭大旱。十余年間，陜西、山西、河南、河北、江蘇、山東，無年不旱。倒黴的是，大旱相繼，蝗災與瘟疫接踵而至，赤地千裏，十河九幹。由於乏食，最終出現了“人吃人”的慘劇。天災人禍，小民無生路可尋，加之官員貪汙，苛捐雜稅，橫征暴斂，只能走一條路：造反！

同時，明朝發展到晚期，土地高度集中，宗室、勛戚、官紳地主對土地的兼並愈演愈烈，貧者益貧，富者益富，社會的兩極分化達至驚人地步。而自嘉靖帝（世宗）開始“竭天下之財以奉一人”，萬歷帝（神宗）變本加厲，天啟帝（熹宗）有樣學樣，明朝財政面臨崩潰的境地，只得通過不斷加派賦稅來榨取民財。各級官吏巧取豪奪，竭澤而漁。由於農民紛紛拋荒逃散，造成水利失修，河患日甚，惡性循環下，天災人禍不絕。軍制方面，更是法久弊生，軍屯、商屯均有名無實，士兵被拖欠軍餉，已經沒有什麽戰鬥力。諸大將除身邊親兵可用外，基本上沒有可信得過兵校。軍紀敗壞，索餉嘩變，幾乎成為明末軍隊中的“主旋律”。

早期的農民暴動，無非是一群想找口飯吃的烏合之眾，無組織、無紀律，無任何明確目標，看似成千上萬，實際上是一大幫拖家帶口的饑民流民，明朝正規官軍如果認真加以對付，這些人馬上就會作鳥獸散。而且，領導暴動叛亂的人中，不少是當地土豪世家子弟或者是明朝邊軍的中下級軍官，為避免事發後暴露身份連累親族，他們紛紛自起諢名綽號。農民戰爭發展到中晚期，聲勢漸熾，首領們紛紛以本來姓名示人，“綽號”使用越來越少。

明末農民暴動，最早當推崇禎元年延安的府谷人王喜胤（澄城縣的造反規模太小，忽略不計），因當地大饑荒，他率楊六、“不沾泥”等人四處掠搶富民家裏糧食，“相聚成盜”。與白水縣王二會合後，這夥人已有五六千人的規模，他們攻破宜君縣城，大肆搶劫一番，竄入延安一帶的黃龍山。後來的“大西王”張獻忠，就是首先加入王嘉胤的隊伍。

張獻忠本人是延安衛人，年輕時可能在延安府當過捕役，也可能當過邊兵，在榆林衛的洪承疇手下賣過力（這是他1645年在成都當“皇帝”後自吹自擂，不一定是真），但肯定的是，此人絕非一般因饑而反的順民，應該是在衙門或軍門裏混過的有不少入世經驗的老油子。由於在與官軍作戰中勇敢能殺，他自己很快有了一支武裝，自號“西營八大王”，所以，相比李自成，張獻忠絕對是“革命”老前輩。

至於李自成，雖然多年來一直說他是“農民領袖”，其實他本人並非農民，而是一個下崗驛卒，是有鐵飯碗吃官家飯的“城裏人”。他生於米脂，小名黃娃子，成年後到圁川驛（銀川驛）充當驛卒。

明代，十裏置鋪，六十裏置驛。本來，驛站制度原本為政府官員提供舟車、馬匹、夫役、郵傳方便，是很有必要的“公家”設施。隨著明朝社會的全面腐化，驛站制度日益成為不少官員謀利的工具。他們往來經過驛站時，常常敲詐勒索驛站，損公肥私。明朝驛夫、馬戶為了應付“官家”的差事，有時甚至傾家蕩產。舉例來講，大驛站一年應該供銀五萬，但實際發下來只有一至兩千，縣官自己按“倒”扣四百後，剩下的交給驛站。這一點銀子，根本不夠日常開支。即使如此，明政府內有人還打驛站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