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個人英雄主義”的絕佳表演——“西征”戰役中的石達開（第4/7頁）

曾國藩辦團練，先從人員抓起。首先，他要求新招兵勇一定要那些老實巴交的忠勇之人，特別喜歡山間僻鄉的老實農民子弟，認定近城市的青年最難選用，凡是“油頭滑面有市井氣者，有衙門氣者”，皆不收用。至於各級中小軍官，絕大部分都是知識分子出身。曾國藩懂得思想工作的重要性，這就不似綠營和八旗那樣是粗魯的職業軍人在軍中為將為校。文官代替武夫為將的好處在於，這些人飽讀詩書，無官氣，有血性，忠君愛國，所以一直能保持勃勃朝氣和銳進之心。

除步軍外，曾國藩深知水上作戰的重要性，在衡州一直加緊訓練水師。所以，在1854年太平軍西征時，曾國藩才能水陸並用，使太平軍在湖南止步。此時的湘軍，已經在湖南境內小試牛刀，先後平滅了瀏陽征義堂、常寧何六吳、衡山劉積厚等小股造反，有兵一萬七千余人。而後，越來越勢大，至最後滅亡太平天國時，各地作戰的湘軍幾近二十萬人，而清政府原先的全國綠營兵數也就是六十萬。在當時，能與湘軍抗衡並論的軍隊，只有僧格林沁所領的數萬旗兵與李鴻章的數萬“淮軍”。

湘軍的特別，概括而言，無外乎以下幾點：鄉土性、私人性、理學性。

先說鄉土性。湘軍湘軍，自然90%以上的將卒是湖南人。“總以一方一會之人同在一營為宜，取其性情孚而言語通，則心力易齊也。”（胡林翼語）所以，江忠源是新寧人，其部下自然全是新寧子弟；李元度平江人，手下皆平江人；曾國荃、羅澤南湘鄉人，手下皆為湘鄉鄉黨，甚至“曾國荃不獨盡用湘鄉人，且盡用屋門口周圍十余裏內之人”。老鄉觀念，用到極致。因此，如果不是湖南人，在“湘軍”中就很吃虧。勇將鮑超立功無數，由於他是四川人，一直受到排擠壓抑；金國琛江西人，多才有智，在湘軍中打滾近十年，頂多混個道台虛銜頂戴……而且，湘軍將校之間盤根錯節，同學、同鄉、同年、同宗，或師生，或姻親，上下固牢，枝攀藤纏。曾國藩兄弟五人有四人在軍，江忠源兄弟五人在軍，劉坤一、劉培一兄弟，李續賓三兄弟，王錱、王勛兄弟，都是真正的父子兄弟兵，整族親屬相率入伍，親故眾多。另外，“師承”也是一大特點：胡林翼、左宗棠、羅澤南為同學，老師是賀熙齡；江忠源、曾國藩的“座師”，乃湖廣總督吳文镕；李續賓兄弟以及王鑫，又都是羅澤南的學生……僅以曾國藩一人為例，他與羅澤南、李元度、李續賓、郭嵩燾、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皆有“姻親”關系。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鄉裏鄉親，血緣相通，自然是在關鍵時刻施以援手，相互忘死救護，而清朝正規軍往往勝不相讓，敗不相救。

私人性，是湘軍最大特點之一。湘軍在清朝為最獨特的組織系統，這也拜太平天國所賜。如無戰亂，清政府不可能容忍如此“私人化”的漢人武裝出現。最高首長方面，自然是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這樣的人，他們這幾個大魁目下轄“統領”。“統領”皆是在清政府有官職的人，他們在政府的級別差異甚大，但在湘軍地位一律相等，各領一軍。每軍置若幹營，營下有哨，哨下有百長，百長下有什長。而募兵之法，自上而下，先擇將，“而後有營官，有營官而後有百長，有百長而後有什長，有什長而後有散勇，逐加遴選，遞相鈐制。”（《毛鴻賓奏稿》）如此一來，下級只對自己上級負責，私人性極強。在私恩愚忠觀念指引下，將士打仗很賣力，但恪守這樣的“準則”：勇丁只聽從自家統領。如浙江戰役中，胡林翼調唐訓方（他本人升任糧台長官）手下歸蕭翰慶指揮，但唐訓方的兵士不願為“新主人”賣力，接陣即逃，害得蕭翰慶本人也在陣中為太平軍所殺。即使是原有主將戰死，兵士只認主將的親戚來當主將，否則只能把原軍遣散，重新再行募選。劉坤一升任江西巡撫，必須受命赴任，他手下二十營湘勇無人敢接。清廷只得根據劉坤一的要求，讓他弟弟劉培一來當這二十營的主將。而劉培一當時身份，僅僅是一小小縣丞，其兄手下將官中，文有臬司、道台，武有提督、總兵，卻都對劉培一俯首聽命。如此“奇跡”，在湘軍中被視為尋常之事。即使是曾國藩這樣的魁首，調用老弟曾國荃手下的程學啟率部歸淮軍李鴻章指揮，程學啟也明白相拒：“無九帥（曾國荃）之命，我不敢改任。”最後，只能曾國荃發話，這才算數。好在鹹豐帝知人善任，對湘軍這種“私人性”加以尊重，才最終倚恃這支軍隊挽狂瀾於既倒。

第三，湘軍能抱團苦拼的精神原因，在於它本身高層長官集團的“理學性”。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羅澤南等人，他們本人都是理學大儒，特別強調“倫理綱常”，常常在演兵場親自演講君臣父子之理，要求士兵背誦《愛民歌》、《得勝歌》等歌謠，毛潤之先生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實則脫胎於他的湖南老前輩曾國藩。而在王錱的“老湘軍”營中，幾乎就是“軍校”，平常小兵也要在打仗之余背誦四書五經和《小學集注》這樣的“大書”，誦聲瑯瑯，終日不倦。有信仰、有理想的新式“湘軍”，自然不同於腐朽的不堪一擊的清朝政府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