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文字獄——盛世須用重典（第5/34頁）

　　意思是說，這起案子的處理，是因為我洞察一切，主動發現，並不是因為彭家屏的奏報，也不是因為“一二刁民”告禦狀。如果以後誰效仿這幾個“刁民”，以下犯上，那麽必然要受到國家的嚴懲。

　　這一道上諭，體現了皇帝在面對民間政治參與熱情性時的進退兩難。

　　面對洶洶民情，乾隆全力以赴，高築壩壘，將其約束在“綱紀”的河道內。

　　那麽，底層民眾受到冤屈，就只能等死嗎？

　　乾隆認為，這種情況下，群眾有權利上訪。但是，一定得在國家政策規定內，一級一級來，不能“越級上訪”，更不能采取“聚集”“鬧事”等危險手段。皇帝的理論是，“至該處百姓，如果追比負屈難伸，應赴上司衙門控告，乃敢聚眾赴署，紛紛毆鬧，此風斷不可長”。

　　“應赴上司衙門控告”，這便是皇帝所開具的普通百姓對付貪官汙吏的唯一辦法。就是說，你必須在體制內反映申訴，尋求解決的辦法。

　　問題是，傳統社會體制內的申訴機制常常是失效的。底層百姓的上訪，最常見的處理方法是被上級發回基層處理。如果“赴上司衙門控告”遭到拒絕，被發還原縣鎖系，又怎麽辦？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九月，湖南新寧縣百姓劉周佑到知府處控告新寧縣縣令營私舞弊，代理知府不問青紅皂白，將案子發回新寧縣處理。新寧知縣利用職權，挾私報復，把劉周佑關押在監。縣民忍無可忍，紛紛罷市以示抗議，事情被匯報給了皇帝。

　　這種情況下，皇帝做了如下一段批示：

　　抗官之案，雖事涉有司，應行參處，亦必首懲糾眾之人。而於官員應得處分，不即汲汲究治，誠慮匪徒因此長奸，不可不防其漸也。

　　就是說，對於百姓對抗官府的案子，即使百姓有理，也得受到嚴懲。而對官員的處理，不可過重。因為如果嚴處官員，那麽百姓必然得到鼓勵，以後會變本加厲，益發助長了“以下抗上”的“歪風邪氣”。用乾隆自己的話說就是“刁民鬧事而即參知縣，將使刁風益熾矣”，“將來愚頑之徒，必且以此挾制官長，殊非整飭刁風之道”。

　　乾隆的這個邏輯，在處理夏邑縣事件時也得到了另一次清晰的解釋。乾隆在給夏邑人的另一篇諭旨中，如此告誡百姓：

　　州縣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訐其父母，朕豈肯聽一面之詞，開挾制之風。譬如祖雖愛其孫，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風斷不可長！

　　官員是民之父母，那麽皇帝自然是民之祖父了。祖父當然是疼愛孫子的，但是遇到孫子和自己的父母作對，明智的祖父會怎麽做呢？顯然，他絕對不會助長孫子反抗其父母的惡習。因為，你今天反抗了父母，明天你就會反抗祖父。這不是顯然之理嗎？

　　因此，作為孫子，即使受了父母的委屈，也只能含冤忍受，等著祖父有一天發現父母的錯誤加以懲治，而不應該主動跑到祖父面前，來說父母的不是。如果主動報告，就是孫子不守孝道，不能“子為父隱”。本來祖父要申斥父母，一聽孫子公然陳告，也會先壓下來不辦，不能讓孫子長臉。

　　同時，他還要把孫子交給自己的兒子，讓他好好處理處理。他知道，自己的兒子十分明白怎麽處理孫子，才能使他記往下次不要再犯上作亂。

　　果然不出乾隆所料，他的“兒子”賑災不行，但是處理“孫子”造反事件，卻極富政治天分。

　　乾隆命令把劉元德、段昌緒、劉東震交給山東巡撫審辦。山東巡撫當即發文給夏邑知縣，也就是那個被夏邑人一再控告的孫默，命他立刻把秀才段昌緒和武生劉東震抓起來，押遞到山東。

　　革職的命令還沒有從省裏傳下來，但孫默已經知道自己的烏紗馬上就要丟掉，因此他非常清楚如何辦理這個案子。他沒有像往常一樣，派衙役抓人，而是親自帶領人馬，前往秀才段昌緒家，命令對段家徹底搜查，特別是對書籍文章，要片紙不留，一律搜出讓他檢查。

　　他知道，皇帝對文字之獄特別有興趣。這些秀才們積習難改，平時一定會寫些日記文章之類，而這些文章之內保不齊會有一兩句牢騷怨望之語。如果找到一兩句他們咒罵政府的證據，那麽這個案子就會升級為政治案件，自己很可能就會脫身，起碼也會減罪。

　　果不其然，衙役們在段昌緒的臥室之中搜出了幾頁文書，居然是吳三桂起兵反清時的檄文抄本。這篇檄文，八十年前廣為流傳。八十年後，段昌緒仍然保留，這不是大逆是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