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我的文學青年生涯（第4/10頁）

　　直到這時，我才知道還有“自然來稿”這一說。也就是說，文學刊物中刊發的，大部分都不是像我這樣直接寫上“某某編輯部收”的稿件。你起碼要寫上具體某個編輯的名字，被拆開看的可能性才更大一些。更靠譜的做法是，先設法與編輯認識。起碼，先要有朋友居中介紹。要不然，你“成功”的概率就會降低很多。一般來說，一本刊物刊發的“自然來稿”，也許只占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我感覺很意外。我所知道的“文學世界”不是這樣的。在我心目中，“文學世界”真有點“高於生活”的意思，它應該是一群不世俗的人按著非世俗的規則操作的事兒。我一直認為作家一開始都應該是“自然投稿”，而編輯對所有稿件都應該是一視同仁。有這個“文學世界”存在，或者說，有這樣一群抵抗世俗的人存在，這個世界才值得生存。所以這一事實對我震動很大，讓我暈頭轉向了許久。我回想起自己苦等編輯們回音的日日夜夜，現在才想明白，也許我投出去的信封，至今仍然沒有打開。

　　不過，這一知識對我並沒有什麽影響。在那之後，直到今天，在通常情況下，我仍然堅持“自發投稿”（雖然今天我已經基本不投稿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認為這是“正確”的，這是我少年時代夢想的一部分。當然，也如以前一樣，直到今天，我的“自發投稿”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沒有回音。

　　這反應了我性格中的某種“心理疾病”，我沒法治愈它。

　　《蒙古無邊》的發表，標志著我“走上了文學之路”。也算是“國家級刊物”的《青年文學》也接受我的“自然來稿”，發表了我的第一篇也是迄今為止唯一一篇小說《說話算話》，我還記得給我回信的編輯叫陳錕。再後來，《散文選刊》選載了我在《鴨綠江》上的散文。被選載，也算是某種形式的被承認。我陸陸續續在省級文學期刊上發表了一些作品。然後，我被省作協“發現”，參加了省文學院的“青年作家培訓班”。在那之後，我又成為“省文學院合同制作家”。這是各省“鼓勵文學創作”的通行作法：省作協在全省範圍內挑選十多名最有實力最能出“成果”的中青年作家，與之簽約，按照你每年在“省級”、“國家級”刊物上的發表量以及被轉載的數量，會給予一定津貼。在一省的文學界，這算是一種比較重要的認可。也就是說，我確乎已經是“青年作家”了。

　　但是，我仍然沒能把《無處收留》發表在“一流”刊物上。這是我的一個心結。我一直沒有放棄努力。這篇稿子一天也沒停地在郵路上奔波。又一個編輯給我回音了。在《大家》退稿之後不久，《花城》的一位叫文能的編輯給我來了用稿信。這封用稿信明確講，將於明年刊發。

　　到了年底，文能的第二封信來了：“你的稿件本已確定刊發，但是我因個人原因，將調離雜志社，加上雜志社內部關系復雜，因此此稿也無法用了。我已經將它推薦給了其他刊物，請相信這是一篇好作品，肯定能發出來。”

　　過了幾個月，《天涯》雜志李少君的一封回信證明文能先生確實在努力幫我的忙：“文能轉過來你一篇關於吳三桂的文章。我們看過，認為很好，本來是可以在《天涯》發的，但太長了。你功底、文筆都不錯，有什麽其他稿可以寄些來。這篇你可以寄給《收獲》看看，他們應該是可以發的。”

　　……直到二OO一年，我已經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之後的第二年的夏天，到遼寧文學院開會。我幾乎已經忘了有一篇稿子還漂在路上這件事，直到文學院一位工作人員把一本已經磨破邊了的牛皮紙信封扔給我：“請客吧！給你的雜志，寄到這來了。”

　　是二OO一年第一期的《鐘山》，目錄欄中赫然寫著：“《無處收留》，張宏傑”。因為彼時我已經是“遼寧文學院合同制作家”，所以雜志被莫名其妙地寄到了這裏。雜志裏還夾著一封信，主編傅曉虹說，是文能轉給她的稿子。

　　這篇文章一刻不停地在路上奔走了五年，這五年，我由二十四歲變成年近三十，它則餐風宿露，不眠不休，撞過了十幾家雜志的大門，最終，到底在一本“一流刊物”上露面了。我終於對得起它了。（到今天為止，我也沒見過文能先生，甚至沒通過一次電話。我不知道他現在在什麽地方工作，還是已經退休了。）我打開雜志，將這篇《無處收留》從頭到尾一字不落地又讀了一遍。我記得大學期間我在《鐘山》上讀到的大量好東西：蘇童、余華、賈平凹、汪曾祺……如今，我隱隱有了與他們，這些我昔日的文學英雄並肩站在一起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