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我的文學青年生涯(第5/10頁)

  在此之前,雖然已經發表了很多東西,但是我一直沒有找到當“作家”的感覺。在我的記憶中,一個真正的作家,是擁有大量讀者的,是會收到如潮反響的。你看那些著名作家的采訪,不是都說某篇作品發表後,會收到一麻袋一麻袋的讀者來信嗎(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細節是其中會掉出漂亮女讀者的照片)可是,沒有任何讀者給過我反饋。也沒有任何評論家者注意過我的存在,甚至我身邊也沒有任何人表示他們讀過我的東西。當然,我的寫作是“秘密進行”的,因為我擔心可能失敗。不過,我期望的是,在我成為作家之後,被身邊的同事和朋友在雜志上驚訝地發現。現在,我已經“成功”了,已經是“省文學院合同制作家”了,可似乎從來沒人知道這一點。

  我把這歸咎於沒有在“一流期刊”上發表過東西。我特意到單位的圖書室查了一下,裏面確實沒有訂《鴨綠江》或者《北方文學》之類的省級期刊。

  如今,我在《鐘山》上露面了。圖書室裏確乎有這本雜志的。那些評論家們肯定也都看這本雜志。這次,我算是登上文壇,露了臉了吧?

  果然,在看到雜志後的第二個月,我收到了一封讀者來信。這位讀者頗有點不尋常:她是彼時以一本《現代化陷阱》在全國引起反響的學者何清漣。她說,她在《鐘山》上讀到《無處收留》之後感覺非常“震駭”,遂找到主編傅曉虹要到我的聯系方式。她說了很多肯定贊賞的話。她還說,她是先學歷史後學經濟,與我恰好相反。她最後說,她此時“因言賈禍”,情況很不順……總之信寫得很長,隨信還一口氣寄來她的三本書,一本書上題寫了“寶劍贈烈士”五個大字。

  我當然興奮。我當然激動。我等著更多的反響,對我到那時為止自認為最好的一篇作品的反應。

  沒想到,何清漣的這封信居然成了絕響。在那之後,我再也沒有收到過任何來自文學刊物的讀者的反饋,更不用說什麽評論家或者文學權威的反應了。單位圖書室的那本《鐘山》,似乎也從來沒有人借閱過。我費盡全力,朝湖水裏扔了一塊大石頭,然後側耳傾聽:半天過去了,毫無聲響。

  原來湖不在那。

  直到這時,我才恍然發覺,“八十年代”已經逝去,世界已經變了。

  八十年代一本文學刊物,動輒幾十上百萬的銷量。連東北邊地的《鴨綠江》,發行量一度都達到四十萬冊。“一本《十月》或者《當代》,往往先在大學宿舍間流動,然後可能在理發店、醫院病房、工廠車間、商店櫃台之間持續作布朗運動;也可能是從表哥到表妹到表妹的男朋友到男朋友的班主任……直至消弭於無形。”僅僅十年後,這一情景已經恍如隔世。某位主編說,“你不能去問一個詩歌期刊的主編,他的雜志發行有多少冊,這就像問一個女人她的年齡一樣。”

  文學不再能帶來轟動效應,不再能改變一個人的命運,所以,那些最有才華的人不再從事文學了。他們去從政、從商,去做個循規蹈矩的白領,都比做文學青年靠譜。許多才華正盛的作家,都紛紛轉行去給導演們打工,寫電影、電視劇。“文學”變成了小圈子的事。一般來講,你發表的作品,只有編輯以及你通知到的幾個同行會讀。

  與上兩項變化互為因果,大部分文學也告別了社會,告別了讀者,僅僅成為一種有氣無力的慣性。八十年代,文學替全國人思考,為全國人啟蒙,指點江山、激昂“鬥志”。如今,文學變得“純粹”了,但是也純粹到了水至清則無魚的境地。

  也不能說我沒有得到過反饋。在得知我發表了一些東西後不久,建行的某位科長曾經鄭重其事地和我探討過“寫作”這個話題。據他理解,在作家當中,寫散文的尚屬正常,寫小說者都是準精神病患者,而寫詩則是一個人精神有問題的確鑿證據。

  同時,我全力寫作的年齡正是一個中小城市青年找對象的關鍵時段,“不好好上班”、“寫小說兒(人們管文學雜志上的東西一律叫做小說)”

  不但沒成為我吸引未婚女青年的招牌,反而成了我不是一個好的婚姻對象的證明:這證明我不會很好地沿著副科長、科長、副處長之路攀登,反而有成為浪蕩之人的可能。在我逃離了“行長秘書”這一職位後,這一征兆更為明顯。而回首我的大學同學,大部分已經混成科長,有的已經是副處長、處長,更有人已經成了億萬富翁。

  奇怪的是,了解了這一事實後我並沒有過分沮喪。做為一個小城市裏的普通大學畢業生,我的理想如同橡皮筋一樣可長可短,可大可小,可以想入非非,也可以在第二天早上就忘掉。雖然不能憑寫作“功成名就”,但是我發現了並且習慣了寫作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