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我的文學青年生涯（第5/10頁）

　　在此之前，雖然已經發表了很多東西，但是我一直沒有找到當“作家”的感覺。在我的記憶中，一個真正的作家，是擁有大量讀者的，是會收到如潮反響的。你看那些著名作家的采訪，不是都說某篇作品發表後，會收到一麻袋一麻袋的讀者來信嗎（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細節是其中會掉出漂亮女讀者的照片）可是，沒有任何讀者給過我反饋。也沒有任何評論家者注意過我的存在，甚至我身邊也沒有任何人表示他們讀過我的東西。當然，我的寫作是“秘密進行”的，因為我擔心可能失敗。不過，我期望的是，在我成為作家之後，被身邊的同事和朋友在雜志上驚訝地發現。現在，我已經“成功”了，已經是“省文學院合同制作家”了，可似乎從來沒人知道這一點。

　　我把這歸咎於沒有在“一流期刊”上發表過東西。我特意到單位的圖書室查了一下，裏面確實沒有訂《鴨綠江》或者《北方文學》之類的省級期刊。

　　如今，我在《鐘山》上露面了。圖書室裏確乎有這本雜志的。那些評論家們肯定也都看這本雜志。這次，我算是登上文壇，露了臉了吧？

　　果然，在看到雜志後的第二個月，我收到了一封讀者來信。這位讀者頗有點不尋常：她是彼時以一本《現代化陷阱》在全國引起反響的學者何清漣。她說，她在《鐘山》上讀到《無處收留》之後感覺非常“震駭”，遂找到主編傅曉虹要到我的聯系方式。她說了很多肯定贊賞的話。她還說，她是先學歷史後學經濟，與我恰好相反。她最後說，她此時“因言賈禍”，情況很不順……總之信寫得很長，隨信還一口氣寄來她的三本書，一本書上題寫了“寶劍贈烈士”五個大字。

　　我當然興奮。我當然激動。我等著更多的反響，對我到那時為止自認為最好的一篇作品的反應。

　　沒想到，何清漣的這封信居然成了絕響。在那之後，我再也沒有收到過任何來自文學刊物的讀者的反饋，更不用說什麽評論家或者文學權威的反應了。單位圖書室的那本《鐘山》，似乎也從來沒有人借閱過。我費盡全力，朝湖水裏扔了一塊大石頭，然後側耳傾聽：半天過去了，毫無聲響。

　　原來湖不在那。

　　直到這時，我才恍然發覺，“八十年代”已經逝去，世界已經變了。

　　八十年代一本文學刊物，動輒幾十上百萬的銷量。連東北邊地的《鴨綠江》，發行量一度都達到四十萬冊。“一本《十月》或者《當代》，往往先在大學宿舍間流動，然後可能在理發店、醫院病房、工廠車間、商店櫃台之間持續作布朗運動；也可能是從表哥到表妹到表妹的男朋友到男朋友的班主任……直至消弭於無形。”僅僅十年後，這一情景已經恍如隔世。某位主編說，“你不能去問一個詩歌期刊的主編，他的雜志發行有多少冊，這就像問一個女人她的年齡一樣。”

　　文學不再能帶來轟動效應，不再能改變一個人的命運，所以，那些最有才華的人不再從事文學了。他們去從政、從商，去做個循規蹈矩的白領，都比做文學青年靠譜。許多才華正盛的作家，都紛紛轉行去給導演們打工，寫電影、電視劇。“文學”變成了小圈子的事。一般來講，你發表的作品，只有編輯以及你通知到的幾個同行會讀。

　　與上兩項變化互為因果，大部分文學也告別了社會，告別了讀者，僅僅成為一種有氣無力的慣性。八十年代，文學替全國人思考，為全國人啟蒙，指點江山、激昂“鬥志”。如今，文學變得“純粹”了，但是也純粹到了水至清則無魚的境地。

　　也不能說我沒有得到過反饋。在得知我發表了一些東西後不久，建行的某位科長曾經鄭重其事地和我探討過“寫作”這個話題。據他理解，在作家當中，寫散文的尚屬正常，寫小說者都是準精神病患者，而寫詩則是一個人精神有問題的確鑿證據。

　　同時，我全力寫作的年齡正是一個中小城市青年找對象的關鍵時段，“不好好上班”、“寫小說兒（人們管文學雜志上的東西一律叫做小說）”

　　不但沒成為我吸引未婚女青年的招牌，反而成了我不是一個好的婚姻對象的證明：這證明我不會很好地沿著副科長、科長、副處長之路攀登，反而有成為浪蕩之人的可能。在我逃離了“行長秘書”這一職位後，這一征兆更為明顯。而回首我的大學同學，大部分已經混成科長，有的已經是副處長、處長，更有人已經成了億萬富翁。

　　奇怪的是，了解了這一事實後我並沒有過分沮喪。做為一個小城市裏的普通大學畢業生，我的理想如同橡皮筋一樣可長可短，可大可小，可以想入非非，也可以在第二天早上就忘掉。雖然不能憑寫作“功成名就”，但是我發現了並且習慣了寫作的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