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我的文學青年生涯（第3/10頁）

　　投出去的半個月後開始，我就經常去單位的傳達室。但是直到第三個月頭上，還是沒有任何回音。雖然沒投過稿，但是長年閱讀文學雜志，我有大量的文學常識。我知道文學刊物的審稿期限是三個月。

　　我並沒有絲毫氣餒。雖然放任自己的幻想，但我其實一開始就將寫作之路上的困難預想得很充分：我把它當成了考驗一個人意志和能力的英雄事業，而英雄事業不太可能一帆風順。我讀過許多作家傳記，那些作家投稿屢屢被拒的故事令我印象非常深刻。特別是《馬丁·伊登》中那艱難卓絕的戲劇性的奮鬥生涯每每令我激動感慨。第一次投稿就投給了心目中最好的刊物，其實更多的是出於一種試試看的心理。沒反應沒關系，一流文學雜志還有很多。

　　於是我又打印了一份，把它寄給了《當代》。

　　三個月後，我又寄給了《十月》。

　　在那之後，我學聰明了：我開始了一稿多投。我同時投給三家刊物，並隨時作好收到一家用稿信後馬上通知另兩家的準備。

　　可是一年之內，我連退稿信是什麽樣的都沒有見過：所有的雜志都沒有任何回音。

　　我開始像傑克·倫敦一樣，開始懷疑郵路那頭到底有沒有活人做編輯。

　　更多的時候，我懷疑自己到底有沒有文字方面的才能。不過，我初中時確實做過語文課代表啊！

　　毛時代出生的人都有點不服輸的勁。我下定了決心：我要用三年時間來打通寫作這條路。這三年裏我要寫出三十萬字的東西。如果這三十萬字都不能發表，那麽才可以確認我沒有寫作才能，我會永遠放棄這件事。

　　就在下定這個決心後不久的一天，我又一次忐忑地來到單位的傳達室。

　　我很怕同事們知道我被退稿，我甚至沒讓任何人知道我投過稿。所以科室訂的報紙雜志都是由我主動來取。

　　一堆報紙雜志中夾著一個中等大小的信封，上面“《大家》雜志社”幾個字很明顯。我的心開始砰砰跳動。

　　辦公室中午正好沒人，我撕開了信封，裏面的是一幅龍飛鳳舞的行書：

　　“張宏傑先生：你的《無處收留》寫得棒極了！準確、結實、飽滿。編輯部一致同意向你約稿，因《大家》明年將傾力推出一種實實在在但同時也更為文學、更邊緣化的寫作方向。《無處收留》略嫌偏‘實’，若能再個人化一些，可在《大家》刊發。朱曉樺。”

　　你可以想象我的興奮。我終於確信，“文學事業”是我想象中的那麽回事兒。有那麽一群敬業的人在操持著人類的靈魂或者心靈。那時的《大家》

　　創刊不久，上升勢頭很猛，辦得非常有範兒，開本很大，黑色的印有歷次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頭像的封面做得大氣十足。朱曉樺字體瀟灑的信我讀了許多遍，我想象他一定是一個留著長頭發的青年人。我當天晚上就開始對《無處收留》進行修改，朝著我理解的“個人化”風格靠攏。雖不至於夜不成眠，但白天我大腦中猶如熱戀中的大腦總想著戀人的臉一樣，總是轉著《大家》

　　那黑色的封面。半個月後我把稿子寄回去，然後就是數著日子等待。

　　寫作兩年，終於“夢想成真”了。能在《大家》這樣有份量的雜志上發表“處女作”，應該也算一個漂亮的開頭了吧？也許過些天，我就會去“春城”昆明開筆會了。

　　三個月後，第二封信來了，我急切地打開，卻是一盆冷水：“你的《無處收留》送審時未通過，說是暫時不發歷史題材。《大家》雜志社將要自負盈虧，在如何走向市場上考慮得較多，原來選定的許多稿子都壓下了，你也可以別處想想辦法。”

　　我曾經鐵了心要把處女作發表在一流刊物上，一鳴驚人，一舉成名。我最討厭的事只有一個：平庸。不過，在《大家》退稿後，我痛定思痛，不得不做出重大退步：除了《無處收留：吳三桂》這篇我最喜歡的稿子之外，我將《蒙古無邊》等其他稿子投給省級文學刊物：我要先踏入“文學圈兒”啊。

　　首先想到的當然是遼寧省的那本《鴨綠江》，雖然今天可能沒多少人知道還有這樣一本刊物，但在八十年代，它曾經輝煌一時。

　　標準自減一档，似乎就一路通暢：一個多月後，我就收到了《鴨綠江》

　　一位叫李輕松的編輯熱情洋溢的回信，然後，一九九八年第二期《鴨綠江》

　　刊出了我的《蒙古無邊》，於是這篇文章成了我的“處女作”。

　　從那之後，我和詩人李輕松成了朋友。通過和她通信，我才發現，原來我能在這樣一本省級文學刊物上發表作品，其實也是一種小概率事件。她說，發現我作品時，她剛剛從別的單位借調到《鴨綠江》作編輯，一般的編輯都不愛看自發來稿，因為裏面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不通之作。只有她這個新手還有興趣翻翻。她很偶然地在堆如小山的自然來稿中，抽到了我的信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