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我的文學青年生涯（第6/10頁）

　　寫作是痛苦的。寫作需要將自己調動到最活躍、最興奮、最有力量的狀態，才能隨心所欲地驅策胸中萬物，才能接近理想中的完美狀態。因此寫作者必須擁有特別強大的意志力，需要無情地鞭策大腦。這種寫作中的完美主義壓得我喘不過氣來，不過離了它，我就得不到那種酣暢淋漓的興奮體驗。

　　寫作又是快樂的。我的性格是那種習慣和自己較勁的人。我想最適合我的工作也許是一個石匠或者木匠：安安靜靜地坐在一個不被打擾的地方敲打點什麽東西，使它以最合適的形態呈現出來。僅僅這一過程本身，就足以令人心滿意足了。

　　我越來越發現推動我寫作的動力是好奇心。我們被告知的世界，和真實的世界，差距之大如同兩個星球。而歷史這個領域這種差距更是明顯。大學期間在大連市圖書館閱讀歷史材料時，我不斷地驚訝、驚嘆乃至驚呼。把這種驚訝表達出來，其實就是我寫歷史的最初動力。歷史寫作對我來說是一次旅行和探險：在故紙堆中，你隨處可見蛛絲馬跡。沿著這些線索前行，擦去歷史碎片上的塵埃和塗飾，小心翼翼地拼接在一起，你會發現歷史的面相與你的想象幾乎完全不同。一開始，我關注的是歷史中的人性。就像莫言在評價我的一篇文章中說，我關注的是人性的復雜。在歷史中，各種情節都已出現，人性的千奇百怪匪夷所思出人意料都表現出來了，我迷戀於觀察這種復雜性，迷戀於將一張又一張面孔復原出來，得意地指給別人說：看，他原來是這個樣子！再後來，我的好奇心更多地轉移到歷史規律本身。我開始觀察農民起義、觀察中國人的盛世夢，觀察中國專制制度的起源……我驚訝地發現，我頭腦中那些習以為常的觀念，幾乎都是不準確的。比如，農民起義推動的主要不是歷史的進步，而是專制制度的進步；比如中國式的盛世幾乎都是建立在一個大衰世的基礎上，並且以衰世為結局；比如春秋戰國時的那些自由思想的大家，幾乎個個都在呼籲一個大一統的專制政權……我的這些觀察和思考，完全是野狐禪式的，遠離“學術範式”的，我的結論也許荒謬可笑，離題萬裏，但是我卻自得其樂。我的寫作完全是隨心所欲，信馬由韁。摒棄萬物，沉在書房中，一點點地梳理自己的思路，解答自己的疑問，結果就是敲打出一篇文章。那種遺世獨立的專注、單純而寧靜的感覺，確是一種巨大的幸福。

　　就這樣，我從一個標準的“文學青年”為入口，走入歷史。歷史是社會學科的基礎，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你會不自覺地經過人文學科的各個房間。一路走來，通過寫作，我對這個世界有了更深更廣的認識。從一九九六年到現在，我的思想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對社會，對歷史，對文化的認識，許多方面都進行了自我顛覆。而這一脫胎換骨的過程，其途徑正是由於寫作。

　　寫作也給我帶來了現實的“利益”。一開始，為了不致招人誤解，我的寫作是在地下進行。而發現“作家”已經成了異類之後，我更把發表的東西埋到抽屜深處：沒有可以交流的對象，總要好過那些言不由衷的文不對題的“贊賞”。後來一個偶然的機會，行長王毅讀了我寫的幾篇東西。行長雖然文憑不高，但是興趣廣泛，知識面頗廣。更主要的，他們那一代人還認為，寫作是一件大事，好事。他說，你是個寫東西的料，我給你創造個寫作環境。

　　於是，他把我調到了市行營業部，因為營業部主任董慶毅（前年他因車禍去世，願他在天上平安快樂）為人開通大度。在他和行長的默許下，我一周只需上班一兩天，其他時間，可以在家裏正兒八經地當“作家”。這自然是寫作給我帶來的幸運。每天早上六點半，起來跑一圈步，回到家裏，洗個澡，聽一樓人都走空，泡一壺茶，撳開電腦，看著茶煙升起，聽著電腦“沙沙”的啟動聲，整個房間就像古墓那樣安靜。每當這時我就深深感謝世界，對我這樣寬容。即使寫出來的東西永遠都不能引起關注，但能一直享受這樣的書房生活，我也就心滿意足了。

　　不過，寫作另一面的快樂畢竟是傳播和交流。每一個碾玉人都希望他的玉觀音能有人欣賞。更何況毛文化中成長起來的人都有點“文以載道”的老套想法。

　　一個意外的機緣，使我發現了另一條接近讀者的路。那是一九九九年底，我到北京出差，因為《鴨綠江》主編劉元舉先生介紹，認識了時事出版社工作的沈陽人祝勇。祝勇知道我在寫東西，讓我發幾篇給他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