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任意摧殘：對知識分子的軟硬兩種手段（第4/5頁）

　　郎瑛《七修類稿》記載，洪武年間，四明僧人守仁應詔入京，閑著沒事，作了《翡翠》詩：“見說炎州進翠衣，網羅一日遍東西。羽毛亦足為身累，那得秋林靜處棲。”朱元璋讀了之後，對守仁說：“你不想見我，說我法網密嗎？”於是以謗訕罪將他處死了。

　　顧公燮《消夏閑記摘抄》則記載，一位叫來復的和尚在給朱元璋的謝恩詩中有“金盤蘇合來殊域”和“自慚無德頌陶唐”兩句，朱元璋看後大怒，說：“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為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將之斬首。

　　明初“吳中四傑”之首高啟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洪武七年，朱元璋讀到高啟創作的《上梁文》中，以“龍盤虎踞”一詞形容魏觀的府治。朱元璋以為此語只可用來形容帝王之居，非他人能用，故將高啟腰斬。

外國文字獄

　　講到這裏，我們不妨逸出一筆，介紹一下中國文字獄史上很有意思的一種文字獄：外國文字獄。

　　朱元璋不僅對本國臣子的表箋深文周納，對外國來的表箋亦是如此。文字獄因此在中國歷史上首次走出國界，走向了世界。

　　洪武二十五年，李成桂廢黜高麗國王自立，畢恭畢敬地上表明廷，請朱元璋賜他一個國號。朱元璋批準他用“朝鮮”國號，李成桂又趕緊派文臣李恬為謝恩使，來感謝更國號之恩。在謝恩表中，李成桂為了表示恭順，沒敢用朝鮮國王的名義，而用了“權知國事”這個頭銜，朱元璋疑忌頓生，認為李成桂這是對他的不尊重，命人將謝恩使李恬按在地上痛打，“棒恬幾死”，在他回朝鮮時，又不給他馬騎，讓他忍著傷痛，步行回家。

　　李成桂得知此事後更為害怕，於是又專門巴巴地派人來謝罪，在《謝罪表》中這樣解釋：“照得小邦僻處荒遠，言語不通，聞見不博，粗習文字，僅達事情。其於制作，未諳體格，以致錯誤，非敢故為侮慢。”就是說朝鮮國文化水平不高，對明朝文件格式不熟悉，犯了這個錯誤，絕對不是有意的。朱元璋這才饒了他。

　　這事剛過去不久，洪武二十九年朝鮮恭賀新春的表箋又起禍端。朱元璋認為表文中有“侮慢之辭”，“輕薄戲侮”，“不停當的字樣多有”，扣押朝鮮使臣不許回國，還命朝鮮馬上把起草表文的人押來問罪。朝鮮馬上老老實實把作者金若恒送到南京，在給明朝禮部的信中說：

　　小邦僻居海外，聲音語言，不類中華，必憑通譯，儀習文意，所學粗淺，措辭鄙陋，且不能盡悉表箋體制，以致言詞輕薄。何敢故為戲侮，以生釁端。

　　就是說，因為語言不通，要借助於翻譯，所以出現“言詞輕薄”的錯誤，並不是有意為之，請大皇帝原諒。

　　這一風波還沒處理完畢，緊接著又一個表箋惹了禍。洪武二十九年正月，李成桂派遣鄭總到中國請求大明頒給他們誥命、印信。表文之中引用了商紂王的典故，朱元璋閱後，認為這是在諷刺他，於是說：“近日奏請印信、誥命狀內引用紂事，尤為無禮。以此來使未可放回。若將撰寫校正人員盡數發來，使者方回。”命朝鮮國將表箋的作者以及校對人員一起押送中國問罪。使臣鄭總也倒了大黴，朱元璋不但將他拘留，還“遣人取家小”，命人到朝鮮把他一家大小都押來中國。

　　這兩次文字獄的處理結果，是鄭總以及表文的作者金若恒、盧仁度都被朱元璋殺了頭。朱元璋還在聖旨裏這樣教訓李成桂：“如今兩國之間，秀才每戲弄，不直不正。以小事大，事事都要至誠。直直正正，日頭那裏起，那裏落，天下只是一個日頭。”

　　李成桂以權臣篡位，極度希望得到朱元璋的承認，所以他對朱元璋一直畢恭畢敬，忍氣吞聲，極力討好。不論從哪個角度，他都不可能在表文中故意諷刺朱元璋。朱元璋鄭重其事地在外國表文中大挑毛病，只能說明，他的心理變態已經嚴重到十分極端的程度了。

隨心所欲殺文人

　　人到老年，人格常會發生劇烈改變。朱元璋晚年身體很不好，多年超強度的腦力勞動又使他出現精神變態。他開始隨心所欲，通過無節制的屠戮來發泄自己的不良情緒。洪武晚年，稍有名氣的文化人都難逃一死，死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文字獄，第二種是牽連進各種大獄之中。

　　除了高啟，“吳中四傑”中另外三位，楊基、張羽、徐賁沒有一個落了好下場：楊基入明曾官山西按察使，後來被讒削職，罰作勞役，死於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