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任意摧殘：對知識分子的軟硬兩種手段（第2/5頁）

　　爾濂雖博通今古，惜乎臨事無為，每事牽制弗決。若使爾檢閱則有余，用之於施行則甚有不足。（《明太祖集》卷三）他認為宋濂雖然博古通今，學識出眾，但缺乏決斷力和執行力，辦不了什麽實際的事情。

　　這樣的話，朱元璋在開國前是絕對不會說的。對開國文臣之首宋濂尚如此評價，別的文臣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事業的順利，使朱元璋不可避免地自我膨脹起來。

　　隨著政權越來越穩定，大家都認識到天下姓朱已經沒有任何疑問。朱元璋不用再像以前那樣費力地去尋訪、邀請，多如牛毛的知識分子就主動滿懷熱情地依附到朱家政權這張皮上。朱元璋廣泛興建的學校系統已經開始培養車載鬥量的文化人，一時間知識分子極大豐富，似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他們在朱元璋眼中的價值也越來越低，他對他們的整體態度也越來越輕慢。

　　洪武七年，朱元璋的一位貴妃去世。貴妃相對皇後，是小老婆。按古禮，庶母死，子孫不需服喪。朱元璋十分喜歡這位妃子，要求孩子給她服喪。文臣們紛紛上書，反對他更改古禮，朱元璋因此寫了篇《孝慈錄·序》，大罵這些知識分子“迂儒”。說他們只知道死讀書，讀死書，以古非今，而不知道審時度勢，現實靈活地處理問題：

　　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矣。

　　又說，這些人其實不過是一群廢物，做不出什麽好事來，警告後世君主不要過於聽信他們：

　　朕觀宮生之君，好內山林之士，任為股肱爪牙，暴貴其身，致君牽制文義，優遊不斷，國之危亡，非迂儒者誰？其喪禮之論，時文之變態，儒乃不能審勢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見其情，甚不難矣。

　　通過這些痛快淋漓的斥罵，朱元璋將那些“山林之士”貶低成一群廢物，警告後世君主不要過於聽信他們，以防“牽制文義，優遊不斷”。這裏面，有對知識分子弱點的灼見，更多的是一竿子打死的偏見。

　　不但對知識分子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顧，對於文人學士們的文字本行，朱元璋也越來越敢於評頭品足，揮斥方遒。朱元璋雖然中年之後才開始學習寫文章，但因天分不錯，常有出色之作。他的一些文字雖粗頭亂服，卻風格獨特豪邁，氣勢吞吐千古，在古今帝王中獨樹一幟，他也頗以此自矜。洪武七年，朱元璋舉行詩文大會，命文臣們作《閱江樓記》。讀完之後無一當意者，於是親自動手，寫了兩篇，給文臣們做示範。

　　大臣們當然贊頌佩服不已，朱元璋照單全收，洋洋自得地登上了大明第一文學家的寶座。不久之後，對當代文壇第一人的地位也不滿意了，寫了《駁韓愈頌伯夷文》、《辨韓愈訟風伯文》等文章，開始對中國文學史的顯赫人物韓愈、柳宗元大加批駁，說韓愈對於“格物致知，尚未審其情”，說這些文人只會講究詞藻，不通人情物理。儼然以帝王之尊，指導天下文人如何寫作，文章強詞奪理，滿紙咄咄逼人的霸氣，高己卑人、予智予雄於此達到了極點。

洪武朝的敏感詞

　　第三個階段，則是一邊任用，一邊殘殺。

　　在統治前期，朱元璋極少殺文臣。到了洪武中期，天下已如磐石之安，朱元璋對自己的流氓本性不再刻意壓制。他對文臣，一方面要任用他們安邦治國；另一方面，因為知識分子到處都是，用不過來，稍不高興，就隨手殺掉，毫不可惜。

　　洪武九年十二月，刑部主事茹太素上萬言書直陳時務，朱元璋叫中書郎王敏將萬言書讀給他聽，一開頭茹太素說了一大堆套話，讓朱元璋十分討厭，把茹太素叫進宮，按在地上痛打了一頓。第二天晚上，又叫人接著念茹太素的萬言書，聽到後面有四件事可行，這才把茹太素放了，說你的錯誤在於文章寫得太長，其實五百個字就足夠了。

　　過了幾年，茹太素當到戶部尚書，仍然愛提意見，因而“屢瀕於罪”。

　　一天，朱元璋在便殿宴請茹太素，給茹太素倒了一杯酒，吟詩說：“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茹太素磕頭致謝，續韻吟道：“丹誠圖報國，不避聖心焦。”朱元璋聽了，不禁為之惻然。但不久，還是找借口把茹太素處死了。

　　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四月，朱元璋設置僧司機構，大力崇佛。大理寺卿李仕魯是頗著聲名的程朱理學家，對皇上崇佛的舉措頗不以為然，勸朱元璋崇儒辟佛，朱元璋不從，他一氣之下，把手中的朝笏扔到地上。朱元璋大怒，叫武士當場把他摔死在台階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