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反腐風暴：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

貪六十兩剝皮實草

　　雖然朱元璋投入巨大的行政資源來扭轉社會風氣，成效卻並不顯著。大明天下並沒有出現堯舜之治，相反，帝國很快就陷入黃宗羲定律[1]中去，洪武初年，社會形勢一直處於動蕩不安的狀態。

　　在專制制度下，官僚系統的腐敗並不是一種病態，而是一種常態。它的威力是如此驚人，登上大位的朱元璋龍椅還沒有坐熱，四顧一看，腐敗已經像瘟疫一樣在他眼皮底下迅速蔓延開來：諸多王公貴族的親戚、家人、家奴，狗仗人勢，橫暴鄉裏，欺壓百姓，人命案不斷發生；刑部尚書（相當於司法部長）收受罪犯賄賂，指示屬下把罪犯放走，用死囚來代替罪犯坐牢；印鈔廠廠長和戶部官員勾結，印了七百萬錠紙幣，自己私藏了一百四十三萬錠；兵部侍郎（副部長）借抓捕逃亡軍人的機會，收受軍人家屬賄賂二十二萬錠……那些遠離他的視線的地方官員，胡作非為程度更加驚人：蘇州知府陳寧為完成征收農業稅任務，把那些抗稅戶抓起來，用烙鐵烙，得了個外號叫“陳烙鐵”。浙江省的農民，交納的農業稅比國家規定的數額多出45%，全部落入地方官的腰包，農民交不起稅，他們就上房揭瓦，趕牲口……官員如此，百姓同樣也不老實。兩浙的中小地主們，勾結官府，多年來用包荒、灑派、移丘換段等手法，把農業稅轉移到普通農民身上。他們甚至還把自己的田產轉寄到長工名下，叫“鐵腳詭寄”。這種欺騙一層層上報，鄉騙縣，縣騙府，州府騙中央，一直騙到朱元璋，名叫“通天詭寄”。

　　各種貪汙腐敗最終損害的是社會最底層人民的利益，因此，雖然剛剛立國不久，就有不少地方的百姓發動起義。從洪武元年到十八年，各地上報的農民起義居然達一百多次，平均每年六次。這在歷代王朝中都是不多見的。

　　面對這種形勢，一向強調以嚴治國的朱元璋怎麽能不勃然大怒。朱元璋終生保持著對貪汙腐敗的極度痛恨。這種痛恨，既源於血液，又源於理智。

　　作為一個前貧民，疾惡如仇是因為自己底層生活的痛苦經歷；作為一個帝王，他的痛恨則來自對自己家業的愛惜，他生怕這些碩鼠咬壞自己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統治之網。雖然名不正言不順，他誅殺異已，摧殘富民，尚且心狠手辣。我們當然可以想象，名正言順的懲貪活動會進行得怎樣殘酷暴烈。

　　在生活中，我們經常聽大媽們憤怒地說，如果把天下小偷的手都剁了，小偷就絕跡了。如果貪汙一塊錢也給他抓起來，貪官就不敢再貪了。誰都知道這是激憤之語，連大媽們當政，也不會這樣做。然而，朱元璋卻這樣做了。“朕於廉能之官，雖然有過，往往寬宥之。如果是貪汙之人，雖小過也不放過。”一開始，他規定凡貪汙六十兩的，就剝皮實草[2]。後來幹脆說：

　　“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贓的，不分輕重都殺！”

　　朱元璋對貪汙之官，毫不姑息，務期凈盡。《大誥》規定說，所有貪汙案件，都要層層追查，順藤摸瓜，直到全部弄清案情，將貪汙分子一網打盡為止。《禦制大誥·問贓緣由第二十》規定：

　　如六部有犯贓罪，必究贓自何而至。若布政司賄於部，則拘布政司至，問斯贓爾自何得，必指於府。府亦拘至，問贓何來，必指於州。州亦拘至，必指於縣。縣亦拘至，必指於民。至此之際，害民之奸，豈可隱乎？

　　這樣做固可使貪吏無所遁形，但在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卻也易生流弊，審理者務為嚴酷以當上指，株連蔓引，往往累及無辜。從洪武四年到十八年，他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數次轟轟烈烈的反腐敗運動。如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甄別天下官吏，八年（公元1375年）的空印案，十八年（公元1385年）的郭桓案，聲勢都極浩大。其中，尤以空印案與郭桓案的規模最大，兩案連坐被冤殺的達七八萬人。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核贓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低薪制是根本原因

　　朱元璋不知道，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在於他自己。史稱明代“官俸最薄”。正一品官月俸米八十七石，正四品二十四石，正七品七石五鬥。

　　合成銀兩，一個縣令月收入不過五兩，折換成現在幣值，一千元左右。那時的官員，並不享受國家提供的福利待遇，不但不享受別墅、小車、年終獎，也沒有地方報銷吃喝費。用一千余元養活一個大家庭甚至家族，這個縣令的生活只能是城市貧民水平。如果不貪汙，官員如何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