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問鼎天下：戰場練就頂級男子漢（第4/7頁）

　　朱元璋還宣稱，他遠在渡江之前，已“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引兵渡江”，不僅否認自己從前信奉白蓮教並長期臣屬於小明王的事實，而且完全抹煞大宋紅巾軍對他在江南地區發展壯大勢力所起的掩護作用，把自己的勝利一概歸之於“天地祖宗之靈”及其“將帥之力”。

　　拋棄白蓮教義，就意味著皈依到孔子門下。隨著奪取天下形勢已顯，朱元璋開始了尊孔活動。龍鳳二年九月，他前往鎮江，一入城首先就去拜謁孔子廟。龍鳳六年五月，朱元璋下令在應天設立儒學提舉司，任命宋元以來金華朱學的傳衍人物宋濂為提舉，正式尊崇儒教。

　　不過，為了最好地利用白蓮教的剩余價值，朱元璋後來決定給自己的新朝代定國號為“大明”。因為經過白蓮教的廣泛傳播，明王出世成為了民間熟知的預言。韓山童自稱明王起事，韓林兒繼稱小明王。朱元璋的部下，大多都是白蓮教的信徒。朱元璋以出自白蓮教經典《大阿彌陀經》的“大明”作新皇朝的國號，一是表明了新王朝與小明王的繼承關系，二是向其他覬覦帝位者暗示，“明王”已經出世，光明世界已經到來，其他人就不必再癡心妄想了。

　　明朝立國後，朱元璋開始了對明教、白蓮教的嚴厲鎮壓。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頒“禁淫祠”詔：“不許塑畫天神地，及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巫覡扶鸞禱聖，書符咒水諸術，並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無惑志。”其後，朱元璋便藉修訂《大明律》，將明教、白蓮教列為“旁門左道”，嚴行禁止。《大明律》規定：“凡妄稱彌勒佛、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等會，一應左道亂正之術，或隱藏圖像，燒香聚眾，夜聚曉散，佯修善事，扇惑人民，為首者絞，為從者各杖一百，流三千裏。”“凡造讖緯、妖書、妖言及傳用惑眾者皆斬。若私有妖書隱藏不送官者，杖一百，徒三年。”有明一代，白蓮教、明教勢力一直被牢牢壓制。

北伐中原

　　朱元璋在統一南方戰爭中戰無不勝，順利異常，迅速平定了廣大中國南部，只剩下北元一個敵人。而北元內部又分崩離析，戰鬥力並不強。

　　朱元璋雖被稱作驅除外虜的偉大民族英雄，然而十五年軍事生涯中他絕大部分時間都在與漢人自相殘殺。直到此時，他還沒怎麽和正規元軍正式交過手。不過元帝國的實力早已被漫長的戰爭耗盡了，已經成了一個熟透的果實，朱元璋要做的，只是伸手摘取罷了。

　　由於接連的勝利，大部分將領主張“直搗元都”，一舉統一中國。而朱元璋沒有被勝利沖昏頭腦。農民的謹慎心態，使朱元璋在指揮作戰時，從不像其他流民領袖那樣憑一時血氣之勇。

　　朱元璋最突出的軍事個性是“持重”。朱元璋的一切活動，特別是重大的軍事和政治行動都是經過精心籌劃，三思而行。他信奉穩紮穩打，積小勝為大勝，從不追求僥幸。史稱老儒朱升的“高築墻，廣積糧，緩稱王”九字方針給朱元璋帶來了勝利，殊不知這也是朱本身的一貫思想，只不過朱升之策恰與朱元璋同心而得其認可罷了。

　　北伐戰爭是朱元璋謹慎個性的突出表現。在這場戰爭中他一如既往地謹慎小心，絕不疏漏對每一個風險點的分析。他分析說，“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懸師深入，屯兵於堅城之下，糧餉不足，援兵四集，非我利也”。

　　他力排眾議，果斷地提出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全局在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其都”。

　　應該說，在當時我強敵弱的情況下，一舉攻克元都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但是風險也確實存在。當時的元朝還保有相當的軍事實力，只是他們正忙於爭權奪利，自相殘殺，沒有聯合起來對付北伐軍。朱元璋的軍事部署則把風險降到了最小，雖然成本大大增加。朱元璋寧可多做十倍的努力，也不願冒哪怕只增加了十分之一的風險。

　　吳元年（公元1367年）十月二十一日，朱元璋命徐達、常遇春率軍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伐中原。十月二十四日，徐達大軍抵達淮安，元朝守將王宣、王信投降。十二月初五，朱元璋部陷東平，孔子五十六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率曲阜縣尹、鄒縣主簿投降。十二月初七，徐達攻克濟南，整個山東進入朱元璋版圖。

　　山東平定後，雖然大都近在眼前，但徐達按朱元璋指示，首先西取河南。洪武元年三月，徐達引舟師溯黃河而上，直趨汴梁。四月初八，與元將脫因帖木兒大戰於洛水以北，大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