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魏瑪時期”的國家建構與代表性危機（第4/17頁）

辛亥革命是一場地方對中央的革命，猶如美國革命一般，是通過各省紛紛宣布獨立的方式實現的。當一個龐大的中央帝國解體之後，首先崛起的是獨霸一方的地方力量。周錫瑞指出：“辛亥革命有兩張面孔：一張是進步的，民主共和主義的面孔；在某種程度上，掩蓋著另一張‘封建主義’的面孔。兩者都把中央集權獨裁專制，當作攻擊的目標。”[16]革命是一次各種社會力量浮出水面的“參與爆炸”，一旦失去了以王權為核心的制度性約束，這些進入政治過程的參與性力量便具有很大的破壞力，於是便需要一個可以代替君主制的新的籠子，將這些社會力量規範起來，在新的制度框架之中運作和博弈。革命之前，立憲的籠子要關的是不受限制的王權，革命之後，立憲的籠子不僅要制約試圖獨大的行政權力，而且要關各種社會力量。在民國建立之初，唯一能夠將潘多拉盒子中跳出的魔鬼——各種革命勢力、地方封建勢力——凝聚到同一個制度架構之中的，便是多黨的代議民主政治。

民國肇建，開放黨禁，以議會為中心，一瞬間冒出幾百個政黨。圍繞著第一屆國會選舉，通過“毀黨造黨”，民二國會之中，形成了以革命派為中心的國民黨和以立憲派為核心的進步黨，國民黨的實際掌舵人是宋教仁，進步黨的精神領袖是梁啟超。國會伊始，無論是革命黨還是立憲派，各路人馬都對政黨政治信心滿滿，相信只有掌握了國會，才是接近最高權力的唯一途徑。梁啟超在1912年民國建立之初如此說：“我國非采政黨內閣制，無以善治，此殆國中稍有識者所共喻。”[17]他後來又指出：“在專治政體之下，決無容政黨發生之余地。政體既歸宿於立憲，則無論其國體為君主為共和，皆非借政黨不能運用。”[18]的確，政黨政治成為民初革命黨和立憲派的基本共識，宋教仁野心勃勃地要將國民黨打造成國會第一大黨，梁任公雄心勃勃地要將晚清以來溫和的立憲派人士聯合起來，組成一個可以與國民黨抗衡的大黨，他認為，只有健全的政黨政治，才能實現建國大業：“中國建設事業能成與否，惟系於政黨，政黨能健全發達與否，惟系於少數主持政黨之人。”[19]梁任公相信，像他這樣的少數知識分子精英可以通過政黨的框架形成中堅力量，代表民意參政議政，從而實現共和的建國目標。

民國初年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確定是一個以國會為中心的責任內閣制方案。除了制約袁世凱之外，責任內閣制頗為符合宰相制度的歷史傳統。在古代中國，最好的政治方式乃是士大夫與皇帝共治天下，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權力，主要體現為與內朝相抗衡的外朝領袖宰相的權力。傳統的相權到了議會制度時代，便變異為責任內閣制。不僅是責任內閣，而且是多黨輪流執政的政黨內閣，這成為民國初年國民黨和進步黨兩大政黨追求的目標。宋教仁在國會選舉前後，到處演講宣傳“政黨內閣”的主張，他的理由是：“內閣不善可以更叠之，總統不善則無術變易之。如必欲變易之，必致搖動國本，此吾人所以不取總統制，而取內閣制也。欲取內閣制，則舍建立政黨內閣無他途。”[20]梁啟超為首的進步黨雖然在國會選舉之中敗給了國民黨，屈居第二，而且在國會黨爭中借助袁大總統抗衡國民黨，提出要加強中央集權，建立“強有力的政府”，但這個“強有力的政府”並非指總統權力，而是指得到議會支持的責任內閣。梁啟超說，政府人員，出自議會，行政與立法融為一體，其政府最強有力者也。[21]

然而，民初的責任內閣，並非英國式的政黨內閣，而是法國式的混合制，即總理由總統提名，國會與總統協商組閣。一方面因為是約法所規定，另一方面也是民初的政治格局使然。辛亥革命的結局是由三種政治力量角逐所達成的“歷史大妥協”：第一種力量是體制外的革命黨，第二種力量是體制邊緣的立憲派，第三種力量是體制核心的北洋勢力。三股力量博弈的結果，乃是清帝遜位出局，建立共和政體，北洋的領袖袁世凱擔任總統，革命黨和立憲派掌握國會。表面看起來，似乎比較圓滿平衡，但在民初的議會政治之中，總統的權力受到內閣限制，大總統的政令非總理副署不得生效。對充滿權力欲和掌控欲的袁世凱來說，民初頭兩年有忍辱負重之感。他最痛恨的就是責任內閣制。他對心腹透露自己的心事：“我現在不怕國民黨以暴力奪取政權，就怕他們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權，把我擺在無權無勇的位子上。”當黃興勸說袁世凱加入國民黨，並許諾推選其為黨魁時，袁一口謝絕，私下對楊度說：“假如他們不堅持責任內閣制，我也可以做革命黨，你也可以做革命黨。”說罷一陣狂笑。[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