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家國天下與自我認同（第3/7頁）

中國的這場“大脫嵌”革命，始於清末民初，經歷了一個世紀之久，至今依然在延續。本真性自我在中國的出現，最重要的前提乃是家國天下連續體的自我斷裂和解體。

在家國天下連續體之中，國家原來是曖昧的中介物，並不處於核心位置。但到了近代，國家昂然崛起，成為致使家國天下斷裂的中心一環。近代的國家非古代的王朝，它是一個有著政治自主性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共同體，政治正當性的來源不再是超越的天命、天道、天理，而是回歸為人的自身意志和歷史主體；另一方面，國家的法律從禮治秩序和宗法關系中剝離出來，具有了自主性的性格。因而，國家的崛起是一次重大的歷史事件，它重新塑造了個人與家國天下的關系，也顛覆了家國天下秩序本身。

首先是家與國的斷裂。近代中國的啟蒙知識分子普遍認為古代中國只知家族、不知國家，缺乏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意識。為了建立歐洲式的國家，首先必須“去家化”，批判家族主義，將國家從宗法倫理中剝離，使其獲得獨立性。1904年，《江蘇》雜志上有一篇《家庭革命說》，說得非常明確：“家庭革命者何也？脫家庭之羈軛而為政治上之活動是也，割家族之戀愛而求政治上快樂是也，抉家族之封蔀而開政治上之智識是也，破家族之圈限而為政治上之犧牲是也，去家族之奴隸而立政治上之法人是也，鏟家族之惡果而收政治上之榮譽是也。”[6]到了五四時代，家族普遍被視為專制主義之淵藪，要建立民主共和，就必須首先打倒宗法家族，儒家的三綱思想成為首當其沖的目標。經新文化運動的沖擊，國與家脫鉤，政治的公領域與社會的私領域分化，然而，這僅僅是觀念上的，在政治實踐領域，家國一體的殘余物依然強大，以德治國成為歷代統治者信奉的不二理念，以家想象國，儒家的人情原則依然主宰著政治領域，政治的倫理化、私性化依然是中國政治不同於法治西方的基本特征。

其次是國與天下的斷裂。國家一旦成為自主性的實體，就脫離了超越世界中神魅價值的規約，具有了自身的價值目標。從晚清開始，因為受到亡國滅種、諸國競爭的壓力，國家的自身目標就是富國強兵，這成就了中國式的國家理性；借助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推波助瀾，國家主義壓倒了傳統的天下價值觀，不再以德性和民生，而是以國家富強作為民族復興的中心標尺。古代的天下主義乃是一套以德性、德治為核心的文明觀，到了清末民初，文明的主體發生了變化，中國的天下主義德性文明轉變為以西方為主體的自由民主的現代文明。於是傳統的國與天下的關系，變易為富強與文明的價值沖突。國家的理性目標是民族的崛起和富國強兵，而代替天下主義的、近代世界主義的價值目標是公義、平等和自由，在富強文明之間發生了不可縫合的斷裂，晚清以還一個半世紀的民族復興過程，基本是富強壓倒文明，國家理性淩駕於普世價值。天下的式微和國家的崛起，使得家國天下連續體失去了平衡，破碎的家國不再擁有超越的天下價值，只留下世俗性的功利目標。

家國天下連續體的破裂，乃是一種個人的解放。晚清之際，最激動人心之口號，乃是譚嗣同所說的“沖決網羅”。這個“網羅”，便是儒家三綱所編織的家國共同體。最富中國特色的家族主義，成為晚清民國兩代啟蒙者鞭撻最力的萬惡之首。家族主義不僅是政治專制主義的溫床，而且是個性解放、個人自主的最大屏障。年輕一代紛紛從家鄉出走，走向自由自在的都市，家鄉之所以不值得留戀，乃是有令人窒息的宗法家族，還有與家族聯系在一起的束縛個性的禮教家規。都市是一個高度流動的陌生人社會，脫離了各種傳統的社會文化共同體，每個人都成為獨立自在的原子化個人。

然而，近代意義上的個人，雖然從家國“網羅”中“脫嵌”而出，卻進入了另一個身份網絡，那就是與國家密切相關的國民。國民與國家是同時誕生的，當傳統的自我剝離了各種家族、地方共同體成員身份之後，其身份定位便退出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師生、朋友等各種特殊的私人領域，在日益強大的國家法權關系之中，每個人都獲得了一個平等的、同一性的身份：國民。在古代中國，個人與國家之間有家的中介，每個人都是以某個家族或地方成員的資格面對國家，但到了近代，社會中介物失卻之後，個人便直接面對國家，而以法律和政治的方式所重建的個人與國家關系不再具有原來溫情脈脈的人格化的倫理性質，而只是非個人的、非人格化的法權關系。晚清因為受到德國和日本國家主義思潮的影響，對個人與國家的關系普遍有一種“國民國家一體化”的理解，但國民與國家的蜜月期很快就結束了，到了五四時代國民與國家發生了分化和對抗，從此注重個人權利的自由主義與傾心國家權威的國家主義分道揚鑣，而以梁漱溟為代表的注重鄉村建設的社群主義，試圖走出個人與國家的二元對抗，重新在二者之間嵌入血緣與鄉緣因素，在公共的法權關系之外重建人與人之間的私人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