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家國天下與自我認同（第2/7頁）

家國與天下，是肉身與靈魂的關系。天下代表了至真、至美、至善的最高價值，這一價值要在人間實現，必須通過宗法家族和王朝國家的制度肉身，這些制度是由將倫理與政治合為一體的名教、典章制度和風俗組成，由此，天下價值不遠人，就在人間的禮法秩序與日常生活之中。離開了家國的肉身，天道將淪為無所依傍的孤魂。另一方面，宗法秩序的正當性、國家秩序的合法性，無法自證其身，只能從超越的天下意識，從更高的天命、天道、天理中獲取。家國對於中國人來說之所以神聖，之所以具有不可撼動的現實權威性，乃是因為它是天下價值的人間體現。對家國秩序的遵守，就是對天道的尊重。反過來說，若是家長和君主的作為不符合天下之大道，違背了聖人之言，那麽作為個人就沒有盡忠盡孝的道德義務；假如出現了逆天而行的暴君，按照孟子的激進思想，便可以遵循天命，起而革命，重建王朝。

在以自我為出發點的家國天下連續體之中，家國不過是中介物，最重要的乃是自我和天下這兩極。天下在古代中國有兩個密切相關的含義：一個是普遍的宇宙價值秩序，類似於西方的上帝意志，與天命、天道、天理等同，是宇宙與自然最高之價值，也是人類社會和自我的至善所在；另一個含義是從小康到大同的禮治，是人類社會符合天道的普遍秩序。前一個天下，因為作為價值體等同於天命、天道、天理，所以不必經過家國的中介，自我便可以與其溝通，孟子有“天民”之說，此說以後為宋明理學特別是陽明心學發揚光大——個人的內心因為先天擁有良知，可以直接與天理打通，良知即天理，天理即良知，自我與天下有直接的通道，不必經過家國的轉手。後一個天下，乃是現實世界中的文化倫理秩序，個人若要與天下打通，必須經過“齊家治國”，才能達致“平天下”，因而家國成為從自我到天下不可缺少的中間環節，而與出世的佛教、向往天國的基督教不同，儒家的個人良知之實現，必須通過在家族與王朝的公共事務之中從事道德實踐，所謂致良知中的“致”，不僅是對天理的領悟，更是對天理的踐行。

於是，在家國天下連續體中，古代中國人的自我便具有雙重性：一重是自我無法離開家國的現實倫理秩序直接與天下溝通，個人的自我總是一定的倫理和政治秩序中的自我，離開了家國秩序，自我將不復存在；另一重是認為個人是獨立的“天民”，可以繞開家國的現實秩序，通過內心的良知，自我直接與超越的天理打通，這是從孟子到宋明心性儒家的看法。更有甚者，視家國為累贅的道家，則更是相信通過審美的自由追求，自我可以與天下至道合二為一，融入至善至美的自然秩序之中。中國文化中自我的這種雙重性，形成了中國人性格中似乎是截然對立的兩極：他們是嚴謹的家族主義者、忠君愛國的保守主義者，但同時，又是自由散漫的自然主義者。他們身上具有權威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復雜性格，常常在兩個極端當中來回動蕩，平時是遵守禮法的順民，亂世之中又會成為蔑視一切權威、無所羈絆的“天民”，甚至暴民。

總而言之，古代中國人的自我，鑲嵌在雙重的自然與社會秩序之中。其一是作為天民，自我從屬於以天道為核心的宇宙秩序，其終極價值都要在這一宇宙秩序和超越性的天道之中獲得。其二是作為家族成員和王朝臣民，自我又總是在一定的宗法和王朝秩序之中，在正式的禮法制度和民間的風俗傳統中，履行自己的道德職責，並獲得具體的身份認同，這一身份感是相對的、語境化的，但在確定的關系之中又是明晰的、絕對的。家國與天下，既是具有高度同一性的連續體，同時又有某種不可彌合的斷裂，而自我恰恰鑲嵌於這一連續與斷裂的夾縫之中。中國文化最強調天、地、人三個元素，在家國天下的序列之中，自我是人，家國是地，而天下乃為天也。在現實世界，人（自我）立足於地（家國）與天（天下）溝通，所謂的個人，總是在一定的歷史文化脈絡中，總是在家國天下的共同體中得以生存，獲得自我的認同。但在精神世界，自我因為擁有良知，又可以超越家國直接與天道接軌，他以“天民”的身份出現，直接從超越的天道中獲得神意，化為聖人的意志，而這一意志又是在現實的家國秩序之上，或者化為家國秩序本身。

正是傳統中國文化中這一微妙的兩歧趨向，到了近代演化為一場中國式的“大脫嵌”革命。

二、近代家國天下連續體的斷裂

近代所發生的“大脫嵌”革命，指的是個人從各種宇宙、自然和社會關系網絡中抽離出來，成為本真的、獨立的個人。按照查爾斯·泰勒的分析，這一過程在歐洲大約經歷了長達五個世紀漫長的“長征”，其間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人類中心主義的轉向”，人類作為整體從宇宙秩序中“脫嵌”出來，成為與自然世界相對的“人類主體”；二是“個人主義的轉向”，個人的“內在自我”被發現並被賦予獨特的價值，使個人從有機共同體中“脫嵌”出來，獲得具有個人主義取向的自我理解。個人的自我理解不再依賴任何外在的意義框架，而具有了自我的本真性，成為“分離自在的獨立個體”，這是在近代被建構出來的概念，並成為現代社會重要的社會想象。[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