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歷史」的「啟蒙作用」（第4/5頁）

2005年前後，“歷史熱”逐漸升溫。《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出版後，很快成為2006年圖書市場上賣得最好的幾本歷史類作品之一。這本書寫了皇帝朱元璋、篡位者朱棣、太監魏忠賢、清官海瑞、叛臣吳三桂、忠臣鄭成功和造反者張獻忠等七個人，從七個側面提供了一幅明王朝封建專制制度的完整圖像。許多讀者說，這本書顛覆了他們對中國歷史的基本觀點。有一段時間，每個星期我的信箱裏都會收到陌生的編輯來信約稿。很多出版商甚至給出了出書前預付高額版稅的承諾。與此同時，我在《當代》雜志開了個歷史類文章的專欄。這在幾年前是不能想象的，連主編也沒有預料到那些讀慣了文學作品的讀者對這類作品如此歡迎。

在我看來，“歷史熱”是文化領域的一種必然。對歷史閱讀的需要是一個文明社會的必需。毫無疑問，普通讀者的閱讀需求裏包括歷史。因為歷史是如此“好玩”，又如此“有用”。追根溯源是每個人的本能，講古敘舊是一種滋味濃厚的娛樂。當下“歷史熱”的興起，其主要原因是“寫史者”的非歷史專業背景，通過他們的寫作“大眾”首次得到“歷史寫作者”的尊重。

這些寫史者的興趣結構和普通讀者相近，與歷史學家們的見怪不怪比起來，他們有更大的熱情、興趣和濃厚的好奇心，見了什麽都要大呼小叫，嘖嘖稱奇。所以他們很容易就打破冰冷史料、艱深論文與普通讀者之間的障礙，把歷史講得好玩、精彩、有滋有味。

◎你在大眾“歷史熱”中的角色，自己有過定位嗎？

對歷史閱讀的需要是一個文明社會的必需。在美國，可以讓公眾完整地了解過去，但又沒有因迎合大眾而喪失史學寫作的品質和品位的優秀作品層出不窮。美國有兩個獎項在歷史學家圈中影響很大，一個是著名的普利策歷史類獎，另一個就是歷史悠久的班克羅夫特獎。美國有一種“公共歷史學者”，英文稱謂是Public Historians。公共歷史學者本身也是學院派出身，受過嚴格和良好的專業學術訓練。只不過他們面對的對象是大眾和其他專業人士，他們講的不是所謂的Popular History（大眾史學），還是正經的、嚴肅的歷史知識。我想，中國以後也會出現這樣的狀況。目前，中國社會的這種需要，多是被“百家講壇”和科班的或者自學成才的大眾歷史作者代替了。

目前的大眾歷史熱潮中，存在以下幾類作品：

一是吳思等人的“半研究性”寫作。在目前的大眾“歷史熱”中，我想我和吳思先生的共同之處可能會多一些，那就是我們都更多地關注歷史的“啟蒙作用”。大眾歷史的一個重要任務是把埋藏在圖書館和學者書齋中的歷史知識轉化為可供大眾享用的公共文化產品。它應該帶給公眾一種新的觀察歷史的角度，激發起公眾對歷史的關注，並在一個廣大的、比較的歷史背景下來思考中國的現實。我希望把自己的思想成果通過歷史類作品傳達給大眾。

作為一個非學院出身的歷史寫作者，我認為自己對中國歷史還是提出了一些有個性的看法。比如：對農民起義的判斷。農民起義給中國究竟帶來了什麽？教科書上說“是推動中國歷史車輪前進的主要動力，沉重打擊了專制統治，部分調整了生產關系，有力地推動了生產力的發展”。我認為，農民起義與專制統治是維持“中國獨特性”的互補的兩翼，是同一文化源頭結出的孿生兄弟，它們互為補充，相互促進，同葆中國文化數千年一系，繼繼繩繩。農民起義帶給中國的，無非是以下功用：

第一是消滅人口，減輕了這片土地上的人口壓力，為新一輪人口增長提供空間。

第二是文明的毀滅和劣化。關於農民起義對社會財富的破壞，只舉兩個簡單的例子就夠了：劉邦即位那一年，竟然選不出四匹純一色的馬來拉禦車，宰相只能坐牛車上朝。貴族文化在大動蕩中一次次受到毀滅性打擊，隨著劉邦、朱溫、朱元璋之類的底層人物的一次次由社會最底層上升至社會最高層，以實用主義為主要特征的底層文化不斷擴散，並逐漸以“厚黑學”為面貌，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使中國政治越來越趨流氓化。

第三是專制思維越來越強化，促進專制統治更加周密嚴謹，制度監獄更加牢不可破。其實，農民從來不是專制統治的異己因素。或者說，農民們的專制性格往往比統治者還要鮮明和強烈。這就決定了，一旦他們掌握了權力，他們對階級兄弟往往更為殘忍，他們的統治手法往往更為暴虐殘酷，他們的政權自私性更強。洪秀全建立的政權，其等級制度之森嚴為中國歷代之冠。更為可笑的是，在太平天國這個農民自己的政權中，對官員和軍人的懲罰措施居然有一條是“罰作農民”。由底層出身的朱元璋建立的大明朝，是專制程度最深的一個王朝。朱元璋的用人行政，帶有明顯的目光短淺、實用主義、愚昧落後的農民特征。那些為歷代歷史研究者所樂道的“均田”“均富”等平均主義要求，和摧富益貧的口號，追其源頭，這些思想觀念最初卻是由儒家的創始人孔子提出來的，而不是造反的農民發明的。所有的農民起義口號，都沒有超出封建宗法制度的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