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書記（代後記）

一

到現在，我已經出了N本書。雖不能說著作等身，但也可以說是著作等腳脖子了。

想當初，還處於因為在“純文學”期刊（也就是韓寒所說的供作家們手淫的角落）上露個臉就興奮得不行之際，還沒有想過要出書。出書，那是多麽神聖的事啊！我們的老祖宗教導過我們：“敬惜字紙。”過去是不許撕書擦屁屁的。據說，如果誰那樣做了，到了陰間，就要罰他把那頁粘了粑粑的紙吃下去……小時候我和人辯論的時候，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書上說的”，話如果印到了書上，那還能有錯嗎？能夠出書的人，那能是一般人嗎？

1999年我到北京出差，因為劉元舉先生介紹，認識了在時事出版社工作的祝勇。他讀了我的幾篇文章，大驚失色，嘆曰：嗚呼怪才也！（據祝勇同志回憶，讀過我的“大作”的當天晚上，他夜不能寐。祝勇誇張地說：“……仿佛使我受到棒喝，使我一連度過了幾個不眠之夜，甚至幾次通過電話與友人分享閱讀的巨大快感。”）遂問我，給你出本書，行不？

能不行嗎？狂喜。我把2000年以前的幾乎所有長一點的作品都放在這本書裏，才勉強湊夠一本書的厚度。書的內容也不統一，有歷史人物，有文化隨筆，也有純文學類的散文。祝勇要在2000年1月1日這個特殊的日子把書印出來，時間只有一個月了。我業余時間全部用於選擇文章，安排順序，撰寫目錄提要……忙得心花怒放，然後就天天盼著見到書。不斷地想，今天封面設計該出來了吧？今天該進印刷廠了吧？今天該裝訂了吧？真恨不得搬到印刷廠車間去住。

不到一個月，書出來了：《千年悖論》。雖然封面做得如同一本業余教材，雖然稿費只有每千字三十元，還是感覺很爽。二十八歲就出了一本書，真是有為青年！在這本書的《自序》中，我這樣表達自己的驚喜：

上小學時，我的作文總是這樣結尾：到了2000年，我們將……那時候，2000年仿佛是一個傳說中的數字，永遠不會到來。不提防在尋找生活位置的忙忙碌碌中，這個神話般的日子翩然降落，真讓人一時有點措手不及。正好，在2000年立足未穩之際，我將幾年來的散亂文字收成一本薄薄的書，算是對少年時無數空洞許諾的一個交代。

唯一不滿意的是，書的封面設計得太失敗了：明黃色，書名是紅色宋體，腰封是“新生代挑戰余秋雨”。封面上印著一把椅子，因為設計者認為，“論”者，坐著談論之意也。祝勇的意思也許是想把它弄成一本暢銷書，甚至是超級暢銷書，期望它最好賣得比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系列還要好，但是苦於他和時事出版社都沒有做暢銷書的經驗，所以就弄成了這樣一個怪異封面。

出第一本書的感覺是，出書原來是這麽簡單的事啊！

二

出第二本書，才知道出書的艱難。

那是2002年初的時候，雲南人民出版社發行部負責人項萬和來電話，說他在《天涯》上看到我的幾篇文章，想給我出幾本書。

注意，是“幾本”書！

項萬和說，雲南人民出版社有著強大的發行能力，吳思的《潛規則》在他們社已經發行到了十八萬本。項萬和說，我對你的東西充滿信心，你寫得比吳思好（吳思老師，這是項萬和說的，和我無關）。我們準備把你手頭的東西收攏收攏，連續推出你幾本書，再配以適當的宣傳炒作，一定會火！

乖乖，那還等什麽？把我所有存貨都打包給項老師發過去，並且和雲南人民出版社簽了階梯式版稅的合同。項老師那邊開始編稿，校對，商量著請吳思寫序。為了證明他們社的實力，項老師還請我在北京和吳思老師一起吃了個飯，飯局上用隨便提到的口氣通知吳思老師：你的書又加了五萬冊，版稅過幾天就付。

這次可真得浮想聯翩了。搞不好，我真要成為“知名作家”了。是不是有必要練練簽名呢？至於版稅，按項萬和的推測，是可以買輛車了。買什麽車呢？我得開始琢磨了。不管怎麽樣，我終於可以給那些見面總問我下一本書什麽時候出的人一個準確的答案了：明年年初。大家都說，出了記得給我留一本！

然而，預定出了N本之後，大事不好了。項老師後來告訴我，出版社審稿委員會“專家”不同意出版我的書。

那怎麽辦？辛辛苦苦編出來的稿子，不能就這樣廢了啊！怎麽辦？我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我找來自己平時喜歡讀的幾本書，查到編輯的名字，在2003年初把打印出來的書稿一份份發出去。也許這些伯樂正愁遇不到千裏馬呢！

那時我還不知道有“民營出版機構”這麽回事，寄出去的都是傳統出版社。等了半年，寄出去的五份書稿有四份音訊皆無。只有上海的一個老編輯認真地回了信，稱我的作品有一定基礎，但尚未達到出版水平。他鼓勵我繼續努力下去，不要放棄，再寫個十年八年，有志者事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