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俗歷史」的「啟蒙作用」（第3/5頁）

前些年，為了減輕農民負擔，中央要求各地政府發給農民“明白卡”，讓農民明白自己應該負擔的內容。這並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發明創造，早在清代就已經想出了這個辦法。這個“明白卡”在那時叫做“錢糧易知單”，“示以科則定數”，告訴百姓們上繳錢糧的定數，以防官吏蒙騙，私下多收。

這兩年，全國許多地方的街頭都建起了這樣的宣傳牌，內容是“公民基本道德規範二十字”：“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這也不是什麽新鮮事物。早在明代，各地村頭街口即都建有六諭臥碑，內容是明太祖朱元璋為天下百姓規定的“道德規範二十四字”：“孝順父母，恭敬長上，和睦鄉裏，教訓子弟，各安生理，毋作非為。”

“文化大革命”時，人稱《毛主席語錄》為“寶書”，全國興起了背《毛主席語錄》的熱潮，各地紛紛召開講用會。早在明代，朱元璋的語錄式作品《大誥》就已經成為《毛主席語錄》出現前全球發行量最大的印刷品，被稱頌為“臣民之至寶”。朱元璋曾命令全國人手一冊《大誥》，利用一切業余時間學習：“令民間子弟於農隙之時講讀。”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下令表彰了民間學《大誥》先進分子，“命賞民間子弟能誦《大誥》者”，並舉行盛況空前的“講用大會”，“天下有講讀《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余人，並賜鈔遣還”。

至於《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跡似於曾國藩的湘軍軍歌，《北京的金山上》旋律取自歌頌神佛的樂曲已久為人知。這種文化惰性之強大，有時候確乎使我對自己身處何地，身在何時，感到恍然。

所謂太陽底下無新事。如果不讀懂中國歷史，你永遠不會懂得中國現實。

◎近些年，你的興趣似乎越來越從文學轉向了歷史？

一個重要原因是20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中國文學已經失去了思想性和批判性。文學和社會現實已經脫節，變成了一些人自娛自樂的東西。說實話，我已經有很多年基本不讀文學作品了。現在每一期《小說選刊》《小說月報》，很少有哪些讀完了能留下比較深的印象。其原因是，部分作家的思想背景太蒼白了。

相反，我越來越發現歷史是我終生的興趣。我大量閱讀的是歷史類、思想類書籍，而且越來越集中於兩類，一類是一些優秀的學者的思維成果，比如秦暉等人的作品，非常具有穿透力，讓你享受到極大的智力快感。另一種是原始的第一手的史料，比如古人的日記、筆記。這些原生狀態的史料記錄了大量的復雜的生動的信息，這些信息如果經過那些能力較低的或者僵化的“歷史工作者”加工過濾，可能就索然無味了。

可以說，對社會的反思批判工作，思想界特別是歷史學界已經幾乎完全取代了文學的作用。文學已經成了一具空殼。我想，這也是歷史熱興起的一個重要原因。

◎你認為中國歷史有什麽與其他國家歷史不同的規律嗎？

中國歷史的路一方面是自我循環，了無新意；另一方面則是忽東忽西，大起大落。幾千年來，中國社會總是在“治”“亂”兩極中變化。王朝初興，開國皇帝廢寢忘食，衣不解帶，勵精圖治，百事興舉，天下大治。不過數十年，統治者意志崩潰，不問朝政，一切陷入因循懈怠，腐敗全面蔓延，百事荒廢，天下大亂。作為這種狀況的社會表征是，人口統計數字總是大起大落，大治之時，人口迅速增長；大亂之時，往往全國人口死亡過半。

中國人的行為方式，也往往是由一個極端跳向另一個極端，其速度之快令人愕然。有人說，中國的運動符合牛頓三大定理：需要很大的力量才能推動中國，符合第一定理；運動起來後就不會停止，符合第二定理；碰到頭破血流才會轉變方向，符合第三定理。

近代以來也是這樣。戊戌變法開始，中國現代化的歷史就沿著一種兩極跳躍的路向前發展：在試圖全面西化的戊戌變法之後，馬上迎來了極端保守的義和團運動，而義和團運動失敗後，接下來就是全盤西化的、“亞洲歷史上第一個”的民國……

時至今日，中國仍然在沿著這種打擺子的方式一直走著。選擇了革命之後，我們越來越快地以加速度左轉，建成了世界上最平均的大國。在選擇了建設之後，我們在十數年間，又幾乎要成為了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大的大國。從市場邪惡論一下跳到了市場萬能論。

當時，文學刊物對這類歷史題材的作品幾乎是無法定位的，《當代》的一位老編輯在退稿時說：“你這個東西太長了，散文哪有這麽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