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選 舉（下）（第4/10頁）

夫奸弊非獨地方有之也，中央亦然。沈既濟謂當時公卿，子弟親戚，隨位高低，各有分數，不在放限，則幾於成為常例矣。德宗，嚴明之主也。雖陸贄欲令台省長官薦達其下，猶所不許。而李實，《舊書》本傳言：吏部將奏，科目奧密，朝官不通書問，實乃身詣選曹，迫趙宗儒，且以勢恐之。權德輿為禮部侍郎，實托私薦士，不能如意，後遂大錄二十人，迫德輿曰：“可依此第之，不爾，必出外官，悔無及也。”德輿雖不從，然頗懼其誣奏。唐史於實，容有謗辭，然德宗雖嚴，此等事仍不能免，則較然矣。徐浩為吏部侍郎，乃以妾弟冒選，托侍郎薛邕注授京尉，亦見《舊書》本傳。則居其職者，且躬自為之，而請托更不足道矣。薛《史·唐明宗紀》：長興二年五月，“詔近聞百執事等，或親居內職，或貴列廷臣，或宣達君恩，或句當公事，經由列鎮，幹撓諸侯，指射職員，安排親昵。或潛示意旨，或顯發書題。自今後一切止絕。有所犯者，發薦人貶官，求薦人流配。如逐處長吏自徇人情，只仰被替人詣闕上訴，長吏罰兩月俸，發薦人更加一等，被替人卻令依舊”。當時中央之於地方，肆行請托如此。柳仲郢之知吏部銓也，“當調者持闕簿令自閱，即擬唱，吏無能為奸”，《新書》本傳。則吏之為奸者又多矣。不特此也，即宰相亦幹吏部之權。杜氏所謂執政參吏部之職也。唐制，六品以下官，本由尚書省奏擬，開元四年（716年），始制員外郎、禦史、起居、遺、補不擬。《新志》謂由是銓司之任輕矣。陸贄令台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罷之，贄爭之曰：“國朝五品已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已下則旨授，蓋吏部銓材署職，詔旨畫聞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禦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幸臣專朝，舍僉議而重己權，廢公舉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意，則莫致也。”唐中葉之元載，五代時之蘇逢吉是也。唐昭宗之在鳳翔，亦既身居圍城之中矣，而韋詒範乃多受人賂，至居母喪日，為債家所噪，乃汲汲謀起復，《通鑒》天復二年（902年）。不誠令人齒冷乎？然積弊如武、韋之世，姚、宋起，即一掃而空之矣，若藩鎮則散在四方，收攝不易，復何從一舉而廓清之乎？故同是有弊，與其外濫，終無寧內收也。

以言語覘吏才，蓋莫如判，然後亦全失初意。《通典》雲：“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案牘疑義，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此所以為判也。後日月寖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為難，乃采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眾，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為問，乃征僻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惟懼人之能知也。佳者登於科第，謂之入等，其甚拙者，謂之藍縷，各有升降。選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試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亦曰超絕，詞美者得不拘限而授職。”此其難之也同於帖經，其取之也同於雜文矣。《評》曰：“自魏三主，俱好屬文。晉、宋、齊、梁，風流彌扇。澆訛之弊，極於有隋。唐當創業之初，承文弊之極，群公不議救弊以質，而乃因習尚文。爾後有司，尊賢之道，先於浮華，辨論之方，擇於書判。文辭取士，是審才之末者，書判又文辭之末也。”言之可謂痛切矣。後唐明宗天成四年（926年），中書奏：“吏部流外銓諸色選人試判兩節，並以優劣等第申奏。仍準元敕：業文者任征引今古，不業文者但據公理判斷。”此不業文者，固未必遂有吏才，然據理判斷，卻近試判之初意也。天寶初，吏部侍郎苗晉卿、宋遙主選，以禦史中丞張倚男奭居首。眾知奭不讀書，論議綸然。安祿山奏之。玄宗大集登科人，禦花萼樓親試。登第者十無一二。而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舊書·晉卿傳》。號稱尚文之朝，而其事如此，不尤堪齒冷乎？《晉卿傳》又雲：性謙柔。選人有訴訟索好官者，雖至數千言，或聲色甚厲者，必含容之，略無慍色。又《裴遵慶傳》：遵慶以永泰初知選事。選人天興縣尉陳琯，於銓庭言辭不遜，淩突無禮。代宗詔付遵慶，於省門鞭三十，貶為吉州員外司戶參軍。此等必皆有恃而然，故欲祛選弊，至煩天子親試也。

與辟舉之意相通者為論薦，其意亦欲以廣識拔，毋令吏部專憑資格用人也。然其效更不如辟舉。以辟舉猶自用之，論薦則徒升諸朝，更易瞻徇情面也。《舊書·德宗紀》：建中元年（780年）赦詔：“常參官、諸道節度、觀察、防禦等使，都知兵馬使、刺史、少尹、畿、赤令、大理司直、評事等，授訖，三日內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外官，委長吏附送。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以舉多者授之。”《懿宗紀》：鹹通四年（863年）赦詔又雲：“中外官宜準建中元年（780年）敕，授官後三日舉一人自代。”此即晉世劉寔所建，特此以詔旨行之而已。魏玄同以高宗時為吏部侍郎，上疏論選舉雲：“惟賢知賢，聖人篤論。身且濫進，鑒豈知人？今欲務得實才，兼宜擇其舉主。”蓋以其時官方本甚濁亂雲然也。薛登論選舉則雲：“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請寬立年限，容其采訪。簡汰堪用者，令其試守，以觀能否。參驗行事，以別是非。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賢行，則君子道長矣。”案人藏其心，不可測度；先後變節，尤難豫知；以所舉之非賢，坐及舉主，似失之酷。然犯罪情節，各有不同。審所舉者之罪，以定舉之者之負，而稍偏於寬，似於情理無悖。沈既濟禁約雜條，以所舉者犯罪之多寡，一人奪祿一年，二人奪賜，三人奪階及爵，四人解見任職事官，五人貶官，六人除名。有犯臧罪至流以上者，倍論之。舉用後續知過繆，具狀申述，及自按劾者勿論。及其有無罔上之意，納賂、屬托、親故、明知不善而故舉，皆以罔上論，不在官贖之限。定舉主罪之輕重，說亦不失平允也。然此等皆議論雲爾，按其實，則事大不然。薛《史·職官志》：後唐同光二年三月，中書門下奏：“近日諸道，多是各列官銜，便指州縣，請朝廷之正授，樹藩鎮之私恩。自今後，大鎮節度使，管內三州已上者，每年許奏管內官三人，以下者二人。仍須課績尤異，方得上聞。防禦使一人。刺史無奏薦之例，不得輒亂規程。”周廣順元年五月，詔今後州府不得奏薦無前官及無出身人。《通鑒》：晉天福三年三月，中書舍人李詳上疏，以為“十年以來，赦令屢降，諸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論薦，動逾數百。乃及藏典、書吏、優伶、奴仆”。觀此，而所謂奏薦者可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