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官 制（下）（第4/8頁）
使節既張，支郡遂為之隸屬。《新書·百官志》雲：“觀察處置使，掌察所部善惡，舉大綱。凡奏請皆屬於州。”則觀察原不應奪刺史之職。然《舊書·文宗紀》大和二年（828年），南郊大赦節文雲“刺史分憂，得以專達，事有違法，觀察使然後奏聞”，則其於權限，實未能嚴守。節度兵權在握，自尤不待論矣。《新書·李吉甫傳》：元和二年（807年），杜黃裳罷相，擢吉甫同平章事。吉甫連蹇外遷十余年，究知閭裏疾苦，常病方鎮強恣。至是為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余人為刺史。時尚無如藩鎮何，特欲借刺史之才望以與之抗，使稍得自主而已。至淮西平，則中樞形勢驟強，得行其志，乃由烏重胤還職刺史以為之唱。遂下支郡兵馬並屬刺史之詔。事見第八章第二節。《舊書·陸亙傳》：“亙刺兗州，延英面奏：凡節度使握兵分屯屬郡者，刺史不能制，遂為一郡之弊，宜有處分。因詔天下兵分屯屬郡者隸於刺史。”疑即此事也。薛《史·職官志》：梁開平四年九月，詔曰：“魏博管內刺史，比來州務，並委督郵。遂使曹官擅其威權，州縣同於閑冗。俾循通制，宜塞異端。並宜依河南諸州例，刺史得以專達。時議者曰：烏重胤以所管三州，各還刺史職分，是後雖幽、鎮、魏三道，以河北舊風，自相傳襲，滄州一道，獨稟命受代，自重胤制置使然也。則梁氏之更張，正合其事矣。”然孔謙直以租庸帖調發諸州，觀察使乃以唐制制敕不下支郡，刺史不專奏事諍之，見第十二章第三節。則可見憲宗、文宗之詔，能行之者實甚寡也。
外官之專橫，率由其久握兵權，幹涉民政而然。隋及唐初，皆有尚書行台。唐代又有元帥、副元帥、都統、副都統元帥、都統，皆以親王為之，有名無實。副元帥、副都統則皆有實權。及招討使等名目。然皆兵罷即撤，故不能為害。後來之節度、防禦、團練等使，則不然矣。《舊書·職官志》敘次，先府、都督府、州、縣，次以都護府，以其專設於邊境，以掌諸蕃也。次乃及節度、都統、招討、防禦、團練等使，明其本為軍官，後雖經久設立，寖與民政，實非本意也。《新書·百官志》首元帥，次都統，次節度，次觀察，次團練，次防禦，乃以府、都督府繼之，又繼之以都護，終乃及於州縣，且總標之曰外官，混文武及常設、暫設之官為一，似欠條理。今文家五等之封，為百裏、七十裏、五十裏，古文家則為五百裏、四百裏、三百裏、二百裏、百裏，蓋皆按切時勢以立言。今文家所言，蓋周初之制，古文家所言，則東周後事矣。百裏之國，滕、薛、邾、莒之倫。此等國為大國所滅，則以之置縣。秦、漢時縣大率方百裏是也。歷代縣之疆域，雖時有贏縮，然其本則未變。此等國，在春秋時已無足重輕矣。五百裏之國，魯、衛、宋、鄭是也。在春秋時尚足自立，入戰國乃日益削弱，以至於亡。此其區域，在秦、漢時則為郡。漢有叛國而無叛郡，明大小若此者，亦無能為。其在春秋時則爭霸，在戰國時則並稱王，爭為帝，而終之以並吞者，則齊、晉、秦、楚是也。此等國之封域，即古書所言邦畿千裏之制。封國無能若是其大者，亦無若是其大，而猶受封於人者。故言封建之制者，皆不之及。此等國不徒在春秋、戰國之世，為兵爭之原，即漢初之地，更倍於此等國，亦未足以戢吳、楚七國之心也。然則欲求一統，其道無他，只是防邦畿千裏之國之再起而已矣。而魏、晉、南北朝之州郡，唐、五代之藩鎮，則此等國之再起者也。此中國統一與分裂之鍵也。
閭裏編制，隋、唐略同。《隋書·高祖紀》：開皇九年二月，“制五百家為鄉，正一人。《通鑒》作“置鄉正一人”。百家為裏，長一人”。《通鑒》作“置裏長一人”。《百官志》：“煬帝時，京都諸坊改為裏，皆省除裏司官，以主其事。”《舊書·職官志》：戶部，“百戶為裏，五裏為鄉。兩京及州縣之郭分為坊，郊外為村。裏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為鄰，五鄰為保，保有長以相禁約”。《食貨志》雲：“五家為保。”家蓋誤字。又雲：“在邑居者為坊，在田野者為村”，則辭異意同。又雲：“村、坊、鄰、裏，遞相督察。”《太宗紀》：貞觀九年三月，“每鄉置長一人，佐二人”。十五年十一月，“廢鄉長”。《通典》雲：“大唐凡百戶為一裏，裏置正一人；五裏為一鄉，鄉置老一人，以耆年平謹者縣補之，亦曰父老。貞觀九年（635年），每鄉置長一人，佐二人，至十五年（641年）省。”是其編制及名目皆同也。薛《史·張全義傳》雲：“全義為縣嗇夫，嘗為令所辱，乾符末，黃巢起冤句，全義亡命入巢軍。”唐時無嗇夫之名，歐《史》僅雲“少以田家子役於縣”，薛《史》蓋以古名相比附也。《隋書·李德林傳》雲：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即令理民間辭訟。德林以為“本廢鄉官判事，為其裏閭親戚，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治五百家，恐為害更甚。且今時吏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戶內，詮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其才，乃欲於一鄉之內，選一人能治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即時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敕令內外群官就東宮會議。自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開皇十年（590年），虞慶則等於關東諸道巡省，使還，並奏雲：“五百家鄉正，專理辭訟，不便於民，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上令廢之。德林復奏“政令不一，深非帝王設法之義”。因此忤意外出。案古者地治之職，皆有聽訟之權，豈必能皆得其平？然事屬相沿，民習有嚴上之心，故猶可以相安，既廢之矣，而又復之，則囂然之聲起矣。鄉官之始，必由人民推擇；其後或由官命，亦必采聽民意；歷年愈久，則民之願者與官日益離，其桀黠者依附獻媚之術愈工，且或有以脅其眾，使不敢誹己，其人乃去民日遠。自左雄已言“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見《秦漢史》第十八章第三節。而可畀以聽訟之權乎？既明知其不便矣，又豈可以護前而憚改作？德林之初議是，而其再奏則非矣。因此忤旨，不得咎文帝之聽熒也。煬帝令省除裏司，蓋以京都為貴勢豪猾所萃，什伍之長，勢不足相檢制，與魏甄琛請取武官領裏尉之意同，見《兩晉南北朝史》第二十二章第三節。非所語於外州縣也。《新書·韓滉傳》：滉為兩浙觀察使，裏胥有罪，輒殺無貸。人怪之。滉曰：“袁晁本一鞭背史，禽賊有負，聚其類以反。此輩皆鄉縣豪黠，不如殺之，用年少者，惜身保家不為惡。”足見正長中桀黠者之多。然滉殘酷而好要功，徒以便於己私，而殘民以逞，其心更可誅矣。薛《史·胡饒傳》：饒與唐明宗部將王建立相善。明宗即位，建立領常山，奏饒為真定少尹。平棘令張鵬者，獻策，請建立於境內，每縣所管鄉，置鄉直一人，令月書縣令出入行止。饒乃導而薦焉。建立行之彌年，辭訟蜂起，四郡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