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藝術（第3/13頁）

那麽誰為藝術解囊呢？是政府公共機構、資產階級和——這點值得注意——“下層社會”中重要性日益增加的一部分人。由於技術和工業的發展，創作型藝術家的作品也進入這些人家中，而且數量不斷增加，價格日益便宜。

世俗的公共當局幾乎是巨型和雄偉建築的唯一買主。建造這些建築物的目的是要彰顯這個時代，特別是這個城市的富裕和輝煌。這些建築很少是為了實用。在自由放任時代，政府大樓並未花哨到不適當的程度，同時也不帶宗教色彩，除天主教勢力極大的國家外。處於少數派地位的宗教團體，如猶太人和不信奉國教的英國人，當他們為了內部使用而建造公共性建築時，他們所想顯示的是其飛速增長的財富和心滿意足的感受。19世紀中期，歐洲掀起“修復”和完成中世紀大教堂之風，這股風氣像瘟疫般傳遍全歐，它是出於城市建設的需要，而不是出於精神方面的原因。甚至在君主制度最盛行的國家，建築物也日漸屬於“公眾”，而不再屬於宮廷。帝國存放收藏品的地方成了博物館，歌劇院設了售票處，開始對外營業。建築大樓事實上成了光榮和文化的典型象征。甚至那些宏偉的市政廳也過於龐大，遠超過規模不大的市政府的需要，這主要是由於政府官員相互比較的結果。商人向來是精明、冷靜而且講究實際，但利茲（Leeds）的商人在建造其公眾建築時，卻有意違背精打細算的實用原則。既然其目的是為了表明“利茲居民在商業大潮裏翻江倒海的同時並未放棄對美的培養，對藝術的欣賞能力，那麽多花幾千英鎊又有何妨呢！”（實際花了12.2萬英鎊，是原來預估的三倍，相當於1858年全英所得稅額的1%。英國的所得稅始於該年。）[5]

有個例子也許足以說明這種建築的一般特點。維也納在19世紀50年代將城裏的老建築全部鏟平，並花費幾十年的時間在舊址上辟出漂亮的環形林蔭大道，大道兩旁聳立著公共大樓。是些什麽樣的大樓呢？一所商業大樓（證券交易所），一座天主教教堂，三所高等院校，三個代表城市尊嚴和處理公共事務的大樓（市政廳、法院和議會）以及不下於八個的文藝單位：劇院、博物館、研究院等等。

資產階級的個人要求比較簡單，但階級集體要求則大得多。在這個時期，資產階級的私人資助對藝術的重要性遠不及1914年之前的二三十年，那時美國百萬富翁將某些藝術品的價格哄擡到空前或許也是絕後的天價。（在本書所述時代尾聲，那些強盜貴族還在忙於搶劫，無暇思考如何將他們掠來的珍寶展覽出來。）其原因顯然不是因為缺錢，特別是1860年後，錢幾乎已達淹腳的程度。19世紀50年代只有一件18世紀的法國家具在拍賣會上價達1000多英鎊（家具是富豪顯示其國際地位的象征）；19世紀60年代有8件；19世紀70年代有14件，其中一件甚至以3萬英鎊售出。像大型的塞夫勒（Sèvres）花瓶之類的藝術品（花瓶也是地位的象征），原來售價1000英鎊或多一點兒，在19世紀50年代漲了3倍，19世紀60年代漲了7倍，19世紀70年代漲了11倍。[6] 少數你爭我奪的商界巨子，便足以使一小部分畫家和藝術品代理商大發其財；甚至數量不多的公眾，也足以維持一定數量的藝術品，只要它是令人愉快的。劇院，某些程度上還有古典音樂會，也證明了這點，因為劇院和音樂會也都是在人數相當少的聽眾、觀眾基礎上雙雙繁榮起來（歌劇和古典芭蕾情況不同，它們和現在一樣，都得靠政府補貼，或靠盼望提高地位的富人贊助，富人當然也不是從來不想通過這個途徑接近芭蕾舞女伶和歌唱演員）。劇院日漸活躍，至少在財政上可以維持。出版商亦然，尤其是那些市場有限的精裝書和高價書書商。出版商的情況可從倫敦《泰晤士報》的發行量反映出來。《泰晤士報》19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發行量徘徊在5萬—6萬份之間，特殊情況下可達10萬份。利文斯通的《旅遊》（Travels ，1857年）一書售價高達一個幾尼（guinea，相當於21先令），卻能在6年之間賣了3萬本，對此誰能不滿意呢？[7] 歸根結底，資產階級的業務以及家庭所需，使許多為他們建設和重建市容的建築師大賺其錢。

資產階級市場如今大得出奇，而且日益繁榮。就此而言，資產階級市場是個新市場。19世紀中期產生了一個真正的革命現象：由於技術和科學發展，創造性藝術的某些作品有史以來首次可借由技術手段進行復制，不但價格低廉，而且規模空前。在這些復制的藝術品中，唯有一種可與藝術創作活動本身一較高下，那就是攝影。攝影問世於19世紀50年代，對繪畫產生了直接而又深刻的影響，這點我們以後將會看到。其余都是每個原件的復制品，品質較差，一般大眾也買得起，例如書報雜志是通過廉價的裝幀進行復制；圖畫則借助鋼版印刷進行復制，1845年發明的電鑄版，可讓大量復制的產品依然惟妙惟肖。書報和畫片又通過新聞事業、文學事業的發展以及讀者藏書和自修人數的增加，使其發行量扶搖直上（這些發展在19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已經開始，但到19世紀50年代才在數量上大幅增加，因此19世紀50年代仍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