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科學·宗教·意識形態（第4/13頁）
在這個時期的化學領域裏，更加了不起的一件事大概是門捷列夫（Mendeleev，1834—1907）元素周期表的大範圍推廣。由於解決了原子量和化合價的問題（元素中的一個原子與其他原子結合的數量），在19世紀初期一度興盛之後便不受重視的原子理論，在1860年後再度令人矚目，與此同時，對分光鏡形狀的技術改進（1859年），也促成了若幹新元素的發現。此外，在19世紀60年代中期，標準化和計量技術也有長足進步（其中如電工學中的伏特、安培、瓦特、歐姆等的確定，這些計量單位如今已人人皆知）。依據化合價和原子量對化學元素進行重新排列的工作，也在這個時期進行了多次嘗試。門捷列夫和德國化學家邁爾（Mayer，1830—1895）在這方面做了努力，從而得出了元素的性能隨原子的重量和周期變化的結論。這個結論的傑出之處，在於人們根據這項原理做出推測，總數為92的元素周期表上尚有空缺，有待填補，並預言了這些尚未發現的元素性能。門捷列夫的周期表為基本物質的種類確定了一個極限，從而令人覺得，原子理論的研究至此似乎已告終結。然而事實卻是，“應該以一個新的物質概念去尋找其完整的解釋，這種新的物質概念不再視原子為不變，而是將原子視為處於相對不斷地與少量基本粒子結合的狀態中，而這些基本粒子本身也可能發生變化和轉化”。不過，門捷列夫就像麥克斯韋那樣，似乎是為以往的爭論結了尾，而不是為新的爭論開了頭。
生物學遠遠落在物理學後面，究其原因，作為生物學實際應用者的農民，尤其是醫生的保守主義難辭其咎。回顧往昔，早期最偉大的生理學家之一是貝爾納，他的研究為現代生理學和生物化學奠定了基礎，他還在《實驗醫學研究導論》（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1865年）一書中，對科學研究過程做了前所未有的細致分析。然而，他雖然聲譽卓著——尤其在他的祖國法蘭西——但他的發現卻並未立即得到應用，他在當時的影響力也遜於他的同胞和同行巴斯德。巴斯德與達爾文並駕齊驅，是19世紀中期在公眾中知名度最高的科學家。他借由化學工業，確切地說，他借由對啤酒和醋有時會變質，而化學分析對這種現象卻不能提供答案這一困惑進入細菌學領域，並成為這個領域的先驅者［他在這項研究中的合作者是原籍德國的科赫醫生（Robert Koch，1843—1910）］。顯微鏡、細菌培養、幻燈顯示等細菌學的技術手段，根治動物和人的某些疾病等生物學的直接應用，這兩方面的成就使生物學這門新興學科，不但易於為人們所接近和理解，而且頗具吸引力。經利斯特（Lister，1827—1912）更進一步的完善，防腐法、巴氏滅菌法和其他防止微生物侵入生物有機體的方法和疫苗接種，都已切實掌握，有關的論證和結果已相當充分，從而令醫務界的頑固抵制難以為繼。細菌研究為生物學進而為研究生命的實質，提供了具有巨大實效的手段，但是，這個時期的生物學並未提出因循守舊的科學家無法立即接受的理論問題。
當時生物領域中最有價值的驚人進展，與生命的物理、化學結構和機制研究，僅有微不足道的關聯。通過自然淘汰而實現進化的理論遠遠超出了生物學範疇，它的重要意義也在於此。進化論肯定了歷史對於所有科學的勝利，雖然與科學相聯系的歷史通常總是被當代人與“進步”混為一談。況且，由於進化論把人本身置於生物進化的全局中去考察，從而打破了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或社會科學之間的明晰界線。從此之後，必須把宇宙，至少是太陽系，當作一個持續不斷的變化過程來考慮。太陽系和其他星球正處在這種歷史的中途，正如地質學家業已指出的那樣（參見《革命的年代》第十五章），地球也正處在這種歷史的中途。有生命的物質如今也被納入這個過程之中，盡管生命本身是否由無生命物質演化而來，這個問題不但尚未解決，而且基於意識形態的原因，始終十分敏感（偉大的巴斯德堅信他本人已經闡明，這種演化是不可能的）。達爾文不但把動物，也把人類引入了進化論的審視範圍之內。
19世紀科學所面臨的困難，主要不在於接受這種將宇宙視為一個歷史進程的看法。在一個發生了許許多多至為明顯的歷史性變革的時代，相信這一點是再容易不過了。困難在於如何把這種看法與不變的自然規律，與大體相似、持續不斷而且非革命性的運轉結合起來。從自然規律出發，社會革命是否必要就成了問題，傳統宗教的必要性更受到懷疑，因為宗教典籍所宣揚的是間斷變化（創世記）和不符合自然規律的東西（奇跡）。然而，這個階段的科學似乎也相信一致性和不變性，而且似乎把簡化理論看作科學的根本理論。唯有馬克思這樣的革命思想家才會認為有可能出現二加二不等於四而等於別的什麽，或既等於四又等於別的什麽的情況。（在數學家們有關無窮的討論中，這個問題之所以引起震動，原因是僅用算術已不能獲得預想的結果。）地質學家取得了重大成就，他們認為，借助今天依然可見的完全一樣的那些力量，就能對沒有生命的地球上過去和今天所觀察到的種類繁多的東西做出解釋。只要有足夠的時間，天擇說就能對包括人類在內的有生命物種何以會種類繁多做出解釋。這一成就曾促使並繼續促使思想家們否認或低估這種迥然不同而且嶄新的看法，這種看法力圖對歷史變化做出解釋，將人類社會的變化歸結為生物進化規律，因此產生了嚴重的政治後果或政治意圖（社會達爾文主義）。西方科學家生活在其中的社會——所有科學家都屬於西方社會，連處在西方世界邊緣的俄國科學家也屬於西方社會——把穩定和變化合而為一，進化論也這樣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