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科學·宗教·意識形態（第5/13頁）

但是，進化論是激動人心的，或者說是咄咄逼人的，因為進化論首次刻意與傳統勢力、保守主義和宗教進行論戰，並與之發生激烈沖突。它否定了人類一直被賦予的特殊地位。進化論所受到的抵抗來自意識形態。按照上帝形象創造出來的人，怎麽就只不過是發生了變化的猴子呢？如果說有必要在類人猿和天使之間做出選擇，那麽達爾文主義的反對者選擇了天使。抵抗之激烈顯示了墨守成規和有組織的宗教勢力之強大，由於這場討論是在高層文化人士中展開的，因而即使在思想最解放的西方受過教育的人群中，墨守成規和宗教也照樣頗有市場。進化論者竟然立即公開向傳統勢力發出挑戰，並相對迅速地取得了勝利，這一點同樣驚人，也許更加驚人。進化論者在19世紀上半葉人數眾多，但是他們之中的生物學家卻小心翼翼，多少有些出於個人的恐懼，連達爾文本人也從自己提出的觀點後退了。

進化論盛行的原因不在於人是由動物進化而來的證據來勢太猛，以致無法抵擋，雖然在19世紀50年代，這類證據的確被迅速搜集。對於1856年發現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的頭蓋骨，已不可能做出別種解釋。事實上早在1848年前，證據已足夠有力。真正的原因在於下列兩項事實構成了極佳的機遇：一是主張自由主義和進步的資產階級迅速崛起，二是這個時期沒有發生革命。向傳統勢力的挑戰日益強大，但這種挑戰似乎不會再引起巨大的社會變動。在達爾文身上就體現了這兩個事實。他是資產階級，是溫和的左派自由主義者，從19世紀50年代起（之前並非如此），他就準備義無反顧地與保守主義和宗教勢力進行一場面對面的論戰。但他彬彬有禮地謝絕了馬克思將《資本論》第二卷獻給他的好意。[9] 總之，他終究不是革命者。

達爾文主義的命運不再取決於它能否成功地說服廣大的科學家，也就是說，不再取決於《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無可爭辯的功績，而是取決於因時間和國家而異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方面的態勢。長期以來為進化論思想提供了某些重要成分的極左派，當然立即就接受了進化論。華萊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23—1913）事實上在沒有受到達爾文啟示的情況下，也發現了天擇理論，因而與達爾文分享榮譽；他從工匠科學的傳統和激進主義走來，而激進主義在19世紀初年曾發揮過重大作用，並對“自然史”表示了由衷的歡迎。華萊士在憲章運動派和歐文主義者的“科學堂”中成長，他始終是一位極左派，晚年又投身於積極支持土地國有化乃至社會主義的活動。與此同時，他依然保持著對異端以及平民意識形態、骨相學和唯靈論的信仰（見第十五章）。馬克思很快就將《物種起源》歡呼為“我方觀點的自然科學基礎”[10] ，社會民主主義在馬克思的一些學生，例如考茨基（Kautsky）的大力鼓動下，染上了濃厚的達爾文主義色彩。

社會主義者對達爾文主義的好感，並未妨礙強大而又進步的自由主義中產階級歡迎乃至支持達爾文主義。達爾文主義很快在英國取得勝利；在充滿自信氣氛的德國，達爾文主義也在實現德國統一的10年中取得了勝利。法國的中產階級偏愛穩定和拿破侖建立起來的帝國，知識階層則認為，無須從非法蘭西，也就是從落後的外國輸入思想，所以，直到帝國傾覆、巴黎公社失敗之後，達爾文主義才在法國迅速取得進展。在意大利，進化論鬥士對於隱而未露的社會革命思潮的憂慮，遠甚於因教皇的呵斥而引起的不安，不過，他們也有足夠的自信。達爾文主義在美國不但立即取得勝利，而且很快就轉變為富有戰鬥精神的資本主義觀念。反對達爾文進化論的人，包括科學界的反對派在內，都是來自社會保守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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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化論把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或曰社會科學連接了起來，盡管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這些術語當時尚未誕生。可是，人們第一次深深感到需要創立一種專門的、從整體上研究社會的學科，這個學科不同於已有的各種與人類事物有關的學科。1857年創立的英國社會科學促進協會（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cience）並無奢望，只想把科學方法應用於社會改革。1839年，孔德創造了社會學；（sociology）一詞，斯賓塞（他於1876年撰寫了一部早熟的著作，論述社會學和其他多種學科的原理）則使此詞廣為人知；於是，社會學成了人們爭相談論的一門學科。到了19世紀第三個25年末期，社會學既未成為公認的學科，也沒有成為一門教學課程。另一方面，與社會學性質相似但外延更為廣闊的人類學卻迅速崛起，在法學、哲學、人種學和遊記文學、語言和民俗研究以及醫學之外，成為一門公認的學科［通過當時普遍開展的“體質人類學”（physical anthropology），這門學科使測量和搜集不同人種的頭蓋骨蔚為時髦］。第一位公開講授這門課程的人，大概是1855年在巴黎國家博物館（Musée National）擔任專門講授此課的教授加特爾法奇（Quatrefages）。1859年創建了巴黎人類學學會（Paris Anthropological Society），此後，類似的組織相繼在倫敦、馬德裏、莫斯科、佛羅倫薩和柏林建立，從而促使人們在19世紀60年代對這門學科的興趣驟增。心理學（又一門新興學科，創立者這回是穆勒）仍然與哲學聯系在一起。貝恩（A.Bain）的《精神與倫理科學》（Mental and Moral Science ，1868年）依舊把心理與倫理攪在一起。不過，馮特（W.Wundt，1832—1920）的心理學已經越來越注重實驗；曾為偉大的馮特當過助手的亥姆霍茲，則促使心理學日益朝著注重實驗的方向發展。無論如何，到了19世紀70年代，心理學顯然已經在德國的各個大學裏成了一門被廣泛接受的學科，不但如此，心理學還進入了社會學和人類學領域，一本兼論語言學和心理學的專門雜志早在1859年就已創刊。[11]